大嫂周氏
怡墨成华(湖南)
深秋的田埂上，稻桩如大地脱落的牙齿，咀嚼着空茫。她躺在那口黑漆棺材里，瘦成一把收拢的镰刀——那三亩薄田、那群猪、那三个孩子，早已把她磨成一把可以折叠的尘土。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县医院肿瘤科。窗外梧桐正在蜕皮，露出青白色的骨。她挣扎着想坐起，最终只是扯出一个笑，嘴角习惯性往右撇，露出左边那颗微突的虎牙。那笑容像被反复浆洗的旧布，即使熨平了，经纬间仍藏着皂角的涩与碱的疼。大哥在走廊抽烟，烟灰积得老长，却不断："晚期了，扩散了。"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他知道她最怕的，从来不是死，是给儿女添麻烦的那种活着。
她嫁来时穿的红棉袄，是借的。那年我十岁，看她站在灰扑扑的土墙院里，像一滴血落在旧棉絮上。她往我手心塞了颗水果糖，糖纸已经发黏："读书要用功。"
后来我才懂，那句话不是祝福，是诅咒——她把未竟的自己，种进了所有孩子的骨头里。
婆家穷得漏风。她过门第三天就挑起粪桶下地，生产队长夸"老周家的闺女能顶两个壮劳力"。夜里她数钱，卖猪崽的五块纸币被她捏出了汗，也捏出了人命——建军得肺炎那晚，大雨把泥路泡成沼泽。她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往公路挪，摔倒了就用膝盖抵着泥坑往上托。到医院时，医生训斥她来晚了，她只反复嗫嚅"路不好走"，像做错事的孩子。
其实路好走得很。只是那条路，从来不为她这样的人修。
她纳的千层底布鞋从建国传到建英，鞋底密密的针脚是她用眼睛熬出的星子。灯光太暗，针尖常扎进指腹，她吮掉血珠继续缝，仿佛能把破漏的日子也一并缝补完整。
可日子是补不完的。 它漏风、漏雨、漏命。
后来她学会了骑自行车，车后座绑着箩筐赶集。卖完西瓜舍不得买碗面，蹲在路边啃冷馍，总望着远处说："满天的星星陪着呢。"我知道她怕黑。但更怕的，是孩子读书时抬不起头——那种怕，比黑更黑。
建英考上师范那天，她在火车站塞给她一布包零钱。火车开动时她追了几步，突然停住捂紧嘴，瘦小的肩膀在风里抖成一片秋叶。那是她一生唯一失态的告别。
不是舍不得。是终于确认——又一个孩子，被她成功地变成了外人。
病重时她常望着院里梧桐发呆。那棵树是她嫁来时栽的，如今比土墙还高。她说："我这辈子最远就到县城，你们要替我去看海。"
海是什么？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远到可以容纳所有她没见过的，所有她不敢想的。
临终那天她突然要穿嫁衣。镜子里嘟囔"老了不好看"，却仔细把银发掖进红棉袄领口。那件衣服早已褪色，像一张被水洗褪的奖状——奖励她，终于把一生，活成了一个合格的动词。
三个孩子致悼词时，建国说母亲是把他推出井底的梯子，建军说当医生是为不让穷人像母亲这样耽误病情，建英说每遇难关就想起母亲剁猪草的手。这些声音汇成了她无字的墓碑。
可我想知道——她自己想说什么？
那个在煤油灯下数钱的夜晚，那个追火车时捂住的嘴，那个望着梧桐说"看海"的下午——她有没有一瞬间，想把自己从"母亲"这个称谓里，松绑？
如今梧桐树年年落叶又发芽，大哥常坐门槛看树影移动。他看见穿红棉袄的新媳妇、雨夜背孩子的母亲、追火车的老人——这些影子叠在一起，成了土地最深沉的年轮。
可土地从不记得谁耕种过它。
大嫂户籍本上只有"周氏"二字。没有名，没有生日，没有"本人成分"之外的其他身份。她用布鞋、猪草、星空和梧桐，在时间里刻下比碑文更深的印记——可那印记，是刻在她孩子身上的。
深秋风吹过稻茬时，我总觉她还在田埂上走着，扁担吱呀吱呀。那声音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计算着一代人如何把血肉，兑换成下一代人的抬头。
而抬头之后呢？
她的孩子们终于看见了海。海是蓝的，像她从未穿过的另一种颜色。他们在海边拍照，发朋友圈，说"替母亲完成了心愿"。
可那不是她的心愿。那只是她教给他们的，关于"远"的唯一想象。
去年清明，我在她坟前烧纸。火舌舔舐着冥币，突然窜起一阵旋风，把纸灰扬向半空。大哥说："你大嫂收钱呢。"
我看着那些旋转的灰烬，想起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拇指反复摩挲我的手背——那是她哄孩子睡觉时的动作。 四十年了，她还在用同一种方式，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
可她自己呢？
那个借来的红棉袄，那个被捏出汗的五块钱，那个追火车时捂住的嘴——它们拼凑起来的，究竟是一个叫"周氏"的女人，还是一套关于"母亲"的标准答案？
梧桐叶又落了。我捡起一片，叶脉像极她纳的鞋底针脚。
原来她从未离开。她只是把自己，缝进了所有可见的纹理里——以消失的方式，成为永恒。
一一而永恒，是另一种更彻底的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