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走的慌乱，忘带手机。除了担心错过约好的朋友，心中大半都是窃喜。只是我这会还讲不出这窃喜竟是从何而来。
只是觉得，既是称喜，便是不可多寻的，若是往常的光景，恐怕也难用一个窃字。与其左右思量喜从何来，倒不如静静得坐着，点一根烟傻笑着，脑补着霸业可图后的川美围栏梦，打量着每一次与双色球擦肩而过的夜晚。
这条街车水马龙，而我的肩也擦的生痛。
读的书少，在学校时也觉得课本费力无趣，远不如窗台上的蛐蛐和放在先生茶缸里的粉笔头让人心生愉悦。背下了逗笑前面姑娘的一百个笑话，也没记住回字的三种写法。讲实话说，对学业并不是给了真心的。反倒是后来年岁渐长，觉得好玩的人越来越少，扯淡的念头也渐渐没有了才发现，无聊就要多读书。
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里说：“既然是模仿，决不会再有得其神髓这一回事，创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却只有皮毛。便是所谓的糟粕。奴隶无论怎样的遵守主人的话，终究是奴隶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自主。而奴隶的本分在服从，叫他怎样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从不做奴隶入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从玩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如此。逗蛐蛐，拆暖气，炸粪坑。无一不是需要自主创造的精神，又需兼顾些许勇气。趣，从自我而来，在爹妈的打骂中发酵，让人回味无穷。而信息时代的所有娱乐活动都是建立在一个提供好的平台之上，不停的吸收刺激，开始觉得乏味无趣，如此反复冲击。
所以说，好玩恐怕是这世界上最难得事情了。那，还是接着回去看书吧。
人还是矫情，也或说就是我太矫情。挤出来的时间多半都用的扎实。看书也是，在重庆时间充裕，用来阅读的时间也多。但能常常想起的也是寥寥无几。看完晋书，除了那通篇到底的王师败绩，也就是明帝的个性签名浮现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罢了。
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晋明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
此间心情，在早些年陕西卫视做的一个新年特辑里也有过一次。大概是要记者去采访一些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大家的新年愿望，唱唱主旋律之类的节目。主持人站在钟楼前，刚刚扫完马路的大爷站在话筒前说着一年的喜悦。最后一个问题是，西安这两年发展的变化大吗？大爷回头看了看这座卧伏了六百余年的劳力士笑着说：“变化挺大的。不过，长安虽好，也非咱容身之处啊。”
永嘉之乱，裂土之痛终究也抵不过这穹顶下的一声唏嘘让人无奈。
下午一不认识的姑娘过来争论广告语上的语法错误。我搞不清主谓宾，也驳她不得，只好作罢。大概也是那个时间，我又弄丢了自己的耳机。只觉得这一些总归都是因果。
春天的北京风大尘多，就总有扣不完的鼻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