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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常常避而不谈。

从小到大，似乎没有听到过大人们对于死亡的解释。外公去世的时候，年纪尚小，如今已没有太多记忆。后来外婆也走了，母亲独自哭了好几天，没太多与我交流，我也不太知道该如何安慰。家里其他人忙忙碌碌办理丧事，希望能一切顺利地走完最后的仪式。我最后见外婆一面的时候，已是在火化之前。面色蜡黄，五官已经有些扭曲，让人唏嘘不已。人死了就是死了，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体面。

我与外婆联系不多，原本以为亲人的离去我都会很伤心难过。毕竟，面对死亡，似乎理应悲伤。事实是，没有太多回忆而不知情何以起。这种意欲悲伤，却无从悲伤的心情会延伸出另外一种自责：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太过麻木不仁。

这种感受，在小时候接受死的“启蒙教育”时也曾有过。那是第一次经历丧事，在农村，村子不大，一户人家办事，几乎大半个村的人都会过去。可能是图新鲜，我非要吵着和奶奶一起过去。临到人家房屋的时候，奶奶开始哭喊起来，说是哭其实是装的，只是一种习俗罢了。但我听着听着，虽然素不相识，心里也不免跟着难受起来。到了之后，奶奶便收住了，简单和人家寒暄了几句便被邀请进到院子里。院子里早已坐满了人，围绕着十几张桌子，每个桌子上是一大盆臊子面加几个小菜。大家吃面的吃面，聊天的聊天，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甚至丝毫不见有人哭丧着脸。若不是看到几位穿着孝服的人，定以为走错了地方。刚刚还略感难受的心情猝不及防地被眼前的场面打散，很是怀疑，这是丧事？

后来看了「大腕」才知道原来有种“喜丧”，再后来看到「请回答1988」里面，德善回家参加奶奶的丧事也是一样的错愕，那画面简直像极了我所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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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越是避而不谈，我有时候就越是杞人忧天似地瞎想。如果至亲之人突然离世，该如何面对呢？坦率说，是没有细想过的，也毫无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有时很羡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总觉得在宗教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宗教大多将死亡解读为是一个新的开始，而非终结。也算是合情合理，是作为众人的精神依赖所应该有的一种表态。最近在万圣节上映的一部电影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看了「寻梦环游记」。在一群孩子中，哭的稀里哗啦，有点矫情。旁边坐着个小男孩有看不懂的情节就一直在问，”这是为什么啊？” 爸爸一直应付着：“是做梦呢！”不太喜欢这个答案，太过于逃避。小孩子聪明着呢，为啥非要用‘做梦’搪塞过去？

整个电影以一种很温情的语言告诉孩子们，死亡其实并不可怕。人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跳停止，是肉体的死；第二次是葬礼，是社会地位的死；第三次是当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记着你的人也忘却了你，才是真正的死去。“请记住我，就算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 ，死者也只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只要能记住你爱的人们，她们就不会离去。特别简单的道理，特别得鸡汤，也特别地打动人。

但是，终究人们还是避讳那一刻的到来。对于来临之后，电影告诉了我们该如何面对——借以信仰聊以自慰。但是在这之前，在这终将来临的日子之前，该如何面对，却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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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说，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我们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一方面，我们用一生的长度来决定如何优雅地告别人生。然而另一方面，讽刺的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决定我们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在这世上，也无法决定我们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告别。

意识到这一点，源于读了阿图·葛文德的一本书《最好的告别》。书中讲了一个癌症患者的故事。一位60的老人得了无法治愈的前列腺癌，在他住院期间，他的肿瘤医生、放疗医生、外科医生给他做了几个月的治疗，而他们都知道这些治疗根本医不好他的病。后来，扩散到他全身的癌症导致他部分瘫痪，连恢复到几个星期前的生活状态的机会都不复存在。但是医生和亲人们似乎没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并帮助他去坦然面对。在一次手术后，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并发症，病情每天都在恶化，最后终于不得不承认他在向死亡的深渊坠落。手术后的第十四天，他的儿子告诉医疗组，应该停止医疗了。后来从他儿子的口中得知，他的妻子是死在监护室里的，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当时他曾经说过，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

那时恰逢爆出了琼瑶写给家人的遗书：“你们不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琼瑶式的表达未免有些矫情，但也的确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于“尊严死”的思考。

现代医院的进步，改变了死亡体验，却又无法改变死亡的牌局。问题是：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什么时候，生的愉悦和死的坦然才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