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第二个故事是：
我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
我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我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我们家的半碗饺子。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回国后讲的：
我在老家写作时，有次出门去买桃吃，一个卖桃的认出了我，就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出来买桃呀，你不是认识市委书记吗，让他送你一车不就行了吗？
我：……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吗送我桃子？
卖桃人：对了，你是当兵的。
我：我不是当兵的……
卖桃人：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连个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占去了！
我：我一个写字的，还要替你去看岛……算了，给我秤五斤桃子。你这桃甜不甜？
卖桃人：甜！特别的甜！我这都是新品种。
我：你别偷斤短两，给够秤！
卖桃人：看你说的，乡里乡亲的，怎么会缺斤短两？看好了，五斤高高的！
我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感觉这五斤桃好轻。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卖桃人一次短了我二斤的秤。
然后我拿起桃子来咬一口，又酸又涩，根本不甜。
莫言讲这三个故事，是想说自己的成长环境：有人污辱他，有人殴打他，有人蛮不讲理，有人胡搅蛮缠，还有人没有廉耻，坑蒙拐骗……
之前学习可复制领导力授权讲师班课程，和樊登老师聊到课程的一条基石假设：人是自由的（这也是达尔文理论的基石）。人不应该被环境和他人所奴役，即使带着枷锁，哪怕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拥有最终选择权……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最后，莫言讲了第四个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
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
很显然，莫言就是被扔出去的那个人。
郑琼导演用7年拍了一部纪录片《出·路》，她用镜头诉说了三个命运不同、互不交集的年轻人，用各自的方式寻找人生“出路”的现实：大山深处的小女孩马百娟；小城镇的高三复读生徐佳；大都市的时尚女孩袁晗寒。不同地域，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经济背景，以及三个人不同的选择，导致了巨大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轨迹差异。
纪录片里有三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马百娟：“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
徐佳：“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袁晗寒：“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
我一直认为，人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选择。
就像《万箭穿心》中的女主角在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选择马上可以见到钱但是毫无成长性的职业：棒棒，并一直坚持了10年。而《当幸福来敲门》中的男主即使穷困潦倒也愿意去尝试半年实习期没有工资但很有潜力的工作。
莫言不能选择出生和环境，也不能选择时代，他被深埋在“垃圾堆”里时，他选择成为一只地老鼠，在这些肮脏的“垃圾”里打洞，艰难前行，努力去品味属于他自己的阳光小窝和人生智慧。莫言的坚忍与执着，更凸显了其作品的智慧与价值。
你好，2020！
#正见清河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