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图书馆，寒风夹杂着凄厉的微雨将整个冬日封锁在室外。我趴在靠窗户边的位子上，隔着玻璃看着窗外透着微光的树林。一边暗自庆幸可以在这样的寒日里吹着暖气顶着明亮的灯火看一看闲书，一边又忍不住在困意尚未压倒意识的时候掏出手机。桌子上不知是谁有闲情，拿矿泉水瓶养了几株菊花，我刚刚拍下发出与人分享，却得到了余光中先生仙逝的消息。顿时我感觉困意全无，顿时我感觉厚实的玻璃挡不住外面的寒风，顿时我感觉灯火应该再亮一点才看得清书本，顿时我觉得桌子上的菊花是有人刻意为之。
先是钱钟书先生羽化成仙，随后季羡林先生也走了，也许几位好友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诗人知音尚少，是会有些孤独的。也许是天堂里总少了一位诗人，今天余光中先生带着他的才气与风骨，留下他的诗篇与散文仙逝。他终于可以跨越那弯浅浅的海峡，终于可以和以前的那些老朋友聊一聊诗，叙一叙旧，终于可以做老母膝下的孝子。可从此以后那方矮矮的坟墓，只能他在里头，我们在外头。作为一位学习文学的晚辈，听闻自己所仰慕的大师陨落，是难过的，就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哭丧着脸。
与大多数人不同，我知道先生并非是从乡愁开始的，而是从他的另外一首名作《舟子的悲歌》。那时候mp3还是稀缺货，流行地是复读机和磁带，父亲把流行歌曲的磁带锁进柜子里，代之以余光中诗歌配乐朗诵。每晚睡前把耳机扣在我的头上。我记得那盘磁带好像是那时候唯一买的正版货了。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而言那样的夜晚是难以入眠的，就像今天中午难以入眠一样。但一个是抗拒，一个是惋惜。那时候不知道诗歌为何物，只知道那盘磁带放在音像店里最醒目的位置，价格不菲，内容肯定是好的。
后来我第一次参加朗诵大赛就拿了全区的一等奖，朗诵的就是余光中先生的那一首陪伴了我多少个辗转发侧的夜晚的《舟子的悲歌》。得到的评价是善于选择朗诵篇目，情感真挚，语言富有感染力。少不更事的我第一次对这位诗人报之以由衷地敬佩。现在想来太功利，甚至有些俗气，有点亵渎了先生的作品，羞愧不已。
我想如果只能二选一，诗人更愿意读者记住他的诗而非记住他的人。因为诗人眼中诗歌是熔铸了全部的人生阅历和情感的，是个体生命意识地高度凝练，一首诗比一部自传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记住了诗就等同于记住了他的人。
而对于读者我想也是先因为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然后了解到这样一位作家或诗人，以至于找来更多得关于他的作品来读，最后越发地喜欢，成为他的忠实粉丝。至少我是如此。
从《舟子的悲歌》开始，我开始了解到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听听那冷雨》，《白玉苦瓜》。考场作文总以先生的诗歌开头或结尾，有时语出惊人，有时因为不合主题而有些弄巧成拙。每一次有他的新闻我都感觉极其兴奋十分亲切。前些年中秋晚会，余光中先生做客漫谈，与家人同坐在一起的我，提起先生滔滔不绝当即吟诵一首《乡愁》，赢得满堂彩。当然卖弄是肯定有的，但对先生作品的喜欢是不容置疑的。后来有幸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拿到厚厚的一本现当代文学史，就在目录里找余光中的名字。最后看到只在台湾文学那一章，流给先生不到一页不足千字的评述，我是有些愤愤不平的。就越发期待讲授文学史的那位博学的教授能早点讲到这一章。可是等到学期快结束，那位我钦佩的教授迫于同学们划重点的请求，只是将余光中先生之名，与其他的某某某家并列而提一下，就开始勾画必考题。以至于后半节课，别人为这门课不至于太过担心而兴奋不已，而我却闷闷不乐，不知所云。
我离先生最近的距离应该是两米，他在电视里，我在电视外。如果我再早出生几年，再用功一点，赶在2000年他讲学桂子山时，考进文学院，也许幸运的话，我和他现实的距离可能真的不会太远。可我必须庆幸，我与先生的诗没有太多距离，先生当然不知道我，但我知道先生已经整十二年了。我现在还要谢谢我的文本解读课老师，他在考试的时候放了我一马，还给了个不错的分数。即使我对他擅长的诗歌领域一窍不通。我知道的诗人里，唯一能谈起来对答两句，背出几首诗的，也只有余光中先生了。我说不出来所以然，可他的诗我读来就是好的，记性不好的我读几遍就会背诵了。读罢总感觉全身一阵电击般的酥麻让人清醒然后刚有些冷意就立马有些暖。能够以精神层面的内容影响到肉体，是经典无误了。
如今先生逝世，又再次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下着微雨的下午，读了一遍先生的那一篇《听听那冷雨》。看着桌子上那半枯萎的菊花，走出门去，对着远方深鞠一躬。如果今晚天上有月的话，它一定是在照亮先生回家的路。如果今晚天上无月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先生而觉得黯淡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