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的仁义形象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红娘这个名字也由一般概念升华为一种品质，她是一个仁义的丫鬟，发现读书人张生和小姐莺莺两情相悦，却无法相爱后，作为莺莺的贴身丫鬟，为了帮助莺莺摆脱相思的煎熬，一面鼓励小姐面对自己的情感，一面又开导张生勇敢表白，崔老夫人大动肝火之际，又是红娘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使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红娘成人之美侠肝义胆的仁义形象多少年来都为人称颂，红娘自身践行“仁义”，反过来通过社会赞颂得以强化，并且在很多汉民族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比如郭沫若《卓文君》里的“红萧”和巴金《家》中的鸣凤，都是红娘的翻版，这个形象已经成为汉民族文化的情绪记忆，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是建构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
最受女性欢迎的排名前十影片之一《坏姐姐之拆分联盟》，坏姐姐只因为弟弟和他女朋友星象不合，便千般阻拦，一定要拆散他们，甚至不惜“搭上”自己也要破坏弟弟的爱情。这种“拆分”行为本应受到严厉谴责的，但是相反，坏姐姐的形象却深入人心，成为女性喜欢的人物形象，观众不再认为她的“拆分”行为是道德有问题，而是欣赏她敢于做自己，敢于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处理事情，认为“坏姐姐”这样的人不虚伪，没有心机，敢于表现自我，这是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对自己真实”，“对自己真实”是本真性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正是通过红娘法海等这些鲜活的形象传承下来的。但是在当今的国产影片中，这些传统文化编码不再被传承。并且，类似“坏姐姐”“分手大师”的形象还反复出现在《心花路放》《小时代》《撒娇女最好命》《我的早更女友》等票房排名前三十的18部喜剧爱情类影片中，占比60%，其他的12部电影除了儿童片《爸爸去哪儿》外，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悟空锄奸降恶的英雄形象被改编为“很傻很天真”；《四大名捕》里的姬瑶花亦是玩弄感情，与传统女性相去甚远；甚至连剧情片《亲爱的》里的农家妇女都是以拐卖儿童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人和人之间的仁爱精神已经被“成功”“欲望”等目的所取代，当这些相似场景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时候，并且这些场景不是作为被讽刺对象而是娱乐对象时，我们可以说，传统的价值观在2014年中国国产电影里被消解了，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和所谓的本真性伦理大行其道。
从红娘到坏姐姐，是一种伦理置换，过去我们欣赏红娘，是因为她成人之美，为他人着想，现在我们喜欢坏姐姐，是因为她率真，她认为她有发展自己的生活形式的权利，有权为自己确定自我实现取决于什么，别人无权干涉和挑战自己的选择，这刚好迎合了我们的心理。
这是今天写的论文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