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叶县尉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他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展现了早期思想的流动。在作品中包蕴对百姓苦乐的关注，也敢于大胆陈述自我见解。同时初入仕途的他吐露了为宦的辛劳，但面对家贫的客观现实，他甘愿承受折腰之苦，这份舍己为家的亲情令人感动。黄庭坚在为国为家，心力疲惫，促使隐逸思想的滋生，在对自由逍遥图画的描摹中实现心灵的净化。此刻黄庭坚没有党争的纷扰与修《神宗实录》的贬斥，远离诗坛的中心领域，在相对封闭的时空里，其作品具有情真的特点。
黄庭坚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春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第，调汝州叶县尉。据北宋王存等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京辅之地汝州，县有五：梁县、襄城、叶县、郏城、鲁山。黄庭坚从神宗熙宁元年九月到汝州，直到熙宁四年冬离任，以叶县尉之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他以文章优等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才结束了叶县尉的生涯。对于叶县诗目前学者在谈到黄庭坚诗歌分期时，往往以纵向宏观的视角将其纳入黄庭坚早期诗歌，也都认同叶县诗属于创作的探索期。叶县尉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而且在叶县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据统计，在叶县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作。对其叶县诗歌进行横向深入探究，更有利于廓清黄庭坚早期的思想流动，更能全面认识黄庭坚其人。
一、不念赤子，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几何不虎……伊彼大吏，易我鳏寡。矧彼小吏，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传统论点为始，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河朔地区发生地震，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1068）春，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开拓思路，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1071）春，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自先王所不能齐，而一切不问，薅夫故苗，灌为新田，茫茫水陂，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可见，“叶县任上，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或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与党争绝缘，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字亚夫，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攲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关怀民生疾苦，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正值新法实施初期，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毅然断绝尘世利禄，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天寒脚冻，夙兴夜寐，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字元明；次子庭坚，字鲁直；三子叔献，字先民；四子叔达，字知命，幼子非熊，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此时黄庭坚十四岁，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遣子就学。或劝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未尝不贫，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既增加了学识，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事。”（《山谷集》卷十九）“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伤歌行四首》其二）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虽然是处仕宦之途，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古渔夫》）“春鲔出潜留客鲙，秋蕖遮岸和儿歌。”（《渔夫二首》其二）“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醉卧信风、春留客鲙、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黄庭坚叶县交友，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性与寂寞超”（《赠陈公益并序》），“性怀如佩环，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玉石尚磊落”。（《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唯公益共之”（《赠陈公益并序》），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拿船趁鸂鶒。夷犹挥钓车，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注重道德人伦，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又初入仕途，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但禅学修为有限，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