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土地革命，由此也改变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他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条件顿失，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圩子，他到地主家里想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很是失望。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此事。
那时，他最渴望读到的，还不是《三国演义》这类中国传统书籍，而是马列著作。原因很明显，马列理论对教育成分复杂的红军官兵，对解释土地革命时遇到的问题，更直接有用。井冈山时期，他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类启蒙读物油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
1929年1月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阅读条件又差了一些。少书读，给毛泽东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饥渴。为聊作“充饥”，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使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将起来。这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书刊来。给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给中央的信中，则明确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
也有幸运的时候。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泽东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参与此事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挑的这些书中，可能就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
1957年毛泽东在北京见到曾志，还对她讲：从1932年开始，我从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列著作找出来，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
毛泽东当时如此迫切地研读马列理论，还有更深一层的缘由。
毛泽东领导红军长期战斗在落后的边远山区，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比重占绝对优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样适应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种自创的新的革命路径，迫切需要理论工具。
此外，一批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俨然以马列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护法师”自居。中央领导层形成的这种精神气氛，逐步蔓延到各个根据地，把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做出的实践创新视为“旁门左道”。毛泽东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被戴上了几顶帽子：“右倾”、“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年轻的革命家们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比如，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发生了争论。据李德（布劳恩）回忆，他们争论的用语是：“洛甫（张闻天）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这简直是不挨边的事情，但却是当时中央领导层非常习惯的主流话语。没有留过学的，不熟悉这些，自然被排斥在这样的氛围之外。
在这批教条主义者眼里，毛泽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李德在回忆录里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毛泽东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他，毛泽东的一些政治主张和策略原则，是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毛泽东根据《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又说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暴露了毛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
毛泽东是不是一点儿不懂和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李德承认：“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 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量少，毛泽东扩大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运用范围，是根据中国实际的必要创新，却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身处这样的思想气氛，他不能不感到尴尬，内心也实在不服。唯其如此，他迫切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寻求解释诸如在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队伍中，无产阶级是否只指产业工人这类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一旦得到马列书籍，研阅之工，不难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