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绒绒

这一年袁晓野去了重庆，我到了离袁晓野不远的长沙，曾经的北方小镇，成了我们落拓到青春里的一道印记。

十八岁以前，我跟袁晓野都生活在黑龙江北部的一座小城镇。

黑龙江的冬天风来得比雨雪凛冽，我和袁晓野戴着硕大的口罩，眯着双眼，北风吹得我们睁不开眼，我和袁晓野一路眯着眼睛骑行去学校。

我扯着喉咙问袁晓野：你这同第几次拒绝向峰？

我的话一定是被厚厚的口罩给挡了回来，袁晓野同样扯着喉咙，声音有些嘶哑：什么？

向峰喜欢袁晓野和袁晓野不喜欢向峰都是学校公开的事情。

向峰背包里常常塞着一本被学校禁掉的读物，在我和袁晓野回家的路上堵着，斜倚在一辆新款深蓝色变速脚踏车上。

他说，男孩子每分泌一次荷尔蒙，就有向爱人表白的冲动。

16岁的向峰荷尔蒙分泌尤其旺盛，大概一个星期有四天的时间都在冲动，还有一天不冲动，因为他因为完不成作业或者其他原因被班主任留在班级里做值日。

所以在我和袁晓野回家的路上，常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一次次骑着炫酷的变速脚踏车飞超到我们前面，摆出耍帅又可笑的姿势。

袁晓野应该不只是不喜欢向峰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厌他。每一段有向峰出现的路程，袁晓野把本来就不小的口罩抻得更大，眉头紧紧锁住，无论多大的风，袁晓野总能变成一道乘风破浪的闪电，“嗖”地一下穿到我前面，随之很快消失在漫天散落的风雪里。

向峰收起搭在地上的腿，吹着口哨跟过去。

我同样抻了抻口罩，奋力地登着脚踏车，卖力地喊道：袁晓野等等我！

我们三个人彼此心照不宣，成为了一支最固执的队伍，随着东风南风或是西风北风，排成一道逆风奔弛的小队，脚踏车上的铃当“叮叮”作响，突破呼啸的北风穿到我们耳朵里。

叮叮叮，从这一个冬天，到下一个冬天。

叮叮叮，一个冬天，变成许多个冬天。

2004年，周杰伦的《七里香》这一张专辑卖到脱销，大街小巷都在飘满秋刀鱼的味道。所有贩卖磁带和光盘的店子好像约好了一样，用劣质的音箱地循环播放着同一种音调。

袁晓野往耳朵里塞上两团棉花球，对我说：周杰伦的歌不应该是这样听的。

我问袁晓野：那应该怎么听？

袁晓野掏出一个用淘汰的牛仔裤缝制而成的钱包，里面有两张晃眼的一百块钞票。

她说：我再攒六百块就能买一个超薄随身听了。

那一年，我们刚刚升高三。像袁晓野这样成绩好的学生，通常家长给的零用钱比较多。因为他们常常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好学生学习比较卖力，用脑过度，所以需要多吃饭来补身体。

而对于一个坏学生来说，身体是用来睡觉的，饭吃得多一些和少一些，又有什么区别呢？

按照这个逻辑算下来，一个盒饭三块钱，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每天从家长那里拿到10块钱，可以省下四块，一个月就能省下将近一百块钱。省着吃的话，可以省下更多。

袁晓野和一部音质超级棒的随身听的距离，是六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袁晓野把钱攒到了三百块，她邀请我一起欣赏她把钱塞进钱包的仪式。三张百元钞票，袁晓野数了三遍，庄严地把它一张一张放进去。

袁晓野说：等我攒够了钱，你就别骑车了，我骑车带着你，你一个耳机，我一个耳机。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大把零钱，五毛一块五块，最大的是十块。这五百块钱，是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零用钱。

我告诉袁晓野：其实我也早就受够了路边的音像店。

我们把八百块钱统统装到了牛仔布钱包里，兴奋地抱在一起。我和袁晓野约好，等到周末放假的时候，就去买一部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随身听。

破旧的牛仔钱包瞬间被塞成一个胖子。牛仔裤有一道原有的图案，鼓起来像是一个笑脸。它龇牙咧嘴地冲着我们笑，显得调皮又好看。

后来我和袁晓野没有等到周末。

周五的课堂上，所有同学面色凝重。袁晓野趴在桌上不停抽泣，身子高低起伏地抖动着。班主任的眼镜片后面，是一道道让人寒颤的光芒。

她的声音吓得人发抖：谁拿了袁晓野的八百块钱？

我们打算买随身听的八百块。

班主任说，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人承认错误，她就跟我们一样在班级里耗着。看谁能耗过谁！

那是一个我人生里最漫长的夜晚。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担心连上厕所也成为被怀疑的蛛丝蚂迹。我们每一个人都紧张兮兮，握着自己的书本或是圆珠笔，祈盼着有一个人能站出来结束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又真切地希望不要有人站出来。

毕竟我们不应该为了八百块就在自己同学的额头上永远画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后来真得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后来的后来也没有。班主任并没有像她说的一样让我们一直耗在这里。

晚课的铃声一响，她幽怨地叹了一口气，眼里闪着泪，说：放学吧。

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骑车，袁晓野看起来比我还要沮丧，一直哭一直哭，哭得让人心里不好受。

我停下脚步，说：袁晓野，你不要哭了。我丢的比你还多！

袁晓野马上停下脚步和哭声，跨上脚踏车，冲进我眼前的夜色里。

周末的时候，向峰把一部崭新的随身听交到我手里，让我转交给袁晓野。

我很兴奋：哪里来的？

向峰咧开嘴笑，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他把连在蓝灰色外套上的帽子罩到头上，右腿紧贴着一台破旧的28式自行车。

后来一切事情发生得莫名其妙。

袁晓野得到了向峰用他的变速脚踏车换来的随身听以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每天放学，袁晓野带着向峰送她的随身听，冲在放学大军的最前方，像一个指战疆场的将军，冲锋陷阵，策马扬鞭。

我和向峰还没等找到我们的战马，远远地看着袁晓野已经踏着黑色的夜幕，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好像被袁晓野赶出了她的世界。而失去表白机会的向峰，也拿出了一点精力去学习。他告诉我，也许这是唯一一个让他感觉接近袁晓野的方式了。

2004年的圣诞节，我和向峰都没有成功约到袁晓野。

我们爬到了教室最的天台上，五层的小楼最顶层是我们最接近天空的高度。我们聊着班主任什么时候才可以亲切一些，还有袁晓野怎样才可以回归正常。

可是答案和天空一样，那么诡秘而遥不可及。

那一晚，我问向峰：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向峰侧过脸去笑，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他说：你信不信，再昂贵的随身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古董，放在博物馆里，人们要查一本厚厚的辞典才能知道它的用途。我的青春也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变成一个博物馆。

而他的青春，就是袁晓野。

向峰说：而我的青春，就是袁晓野。

没有袁晓野的冬天，回家的路变得很长。我和向峰都不知道，这么长的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走到尽头。

那个春节下了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让街上的人与车寸步难行。袁晓野跑到我的家里，穿着一双被满雪水的单薄鞋子，厚厚的棉衣袖子上，套着一块刺眼的黑布。

袁晓野眼睛红肿，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她扑过来抱住我的肩膀，说：我没有爸爸了。

手里的水杯砸到脚上，我“哇”地一声跟着哭了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见到袁晓野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她趴在我的肩头，声音凄楚而凛冽，像冬天的风。

我的思维飘到几个月前，袁晓野坐在教室里，哭得双肩颤抖，撕心裂肺。

那个时候她已经知道了，在几个月以后袁晓野就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她拿了塞着厚厚一沓的八百块的钱包，跑到冰冷的医院里，送到罹患重病的爸爸床前，虽然是杯水车薪。

那年的冬天很冷，向峰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参加了袁晓野爸爸的葬礼。向峰很安静，一件白色的衬衫被熨烫得一丝不苟。黑色的西装很大，套在瘦高的向峰身上，显得格外不搭调。

向峰不敢多说一句话，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我挎着袁晓野的胳臂，一圈一圈地绕着棺木行走。

不知道圈了多少圈，所有的亲人与好友哭过以后各自离开，袁晓野整个人瘫到了地上。我和向峰走过来，没有扶起她。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声从寒冷的北风中呼啸而过，冲破了云层，冲到天空。

那一回，冬天也哭了，大雪纷飞。

那是一场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劫难。劫后余生后，袁晓野少了一个庇护她的亲人，多了一个需要她照顾的脆弱母亲。袁晓野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为一个坚强的姑娘。而向峰和我，好像也跟着袁晓野顽强、刻苦起来。

袁晓野坐在教室的最前排，眼睛永远盯着黑板。向峰很努力地读书，可任凭再怎么用功，也只不过从班级里的倒数第一名，变成倒数第八，倒数倒十，倒数十一。

他看袁晓野的角度，从仰望到仰望，竭尽全力以后，还是仰望。

2005年的6月，我们被无情的高考活活拨了一层皮，连着肉带着筋，我们还赠送了本应属于青春的轻狂与自由。

向峰常常无奈地问我们：我们的青春真得应该这样过吗？

青春，是一件一去不复返的事情。我们却把它交给了一串串生涩难懂的字符，我们与那些公式从陌生到熟悉，过了许多年以后，再相望于江湖。

何必呢？

在一群在高考中败北的人群中，向峰昂首挺胸地走在中间。他接手了他爸爸的小饭店，成了一个我们当中最早步入社会的人。除了不能与袁晓野一起在南方的温暖城市里读大学，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大学前的那一个暑期，袁晓野和向峰我们三个人只见过一面。袁晓野的妈妈打算带着她回到重庆的外婆老家。

她离开的前一天，把我和向峰约到了教室顶楼的天台。

那一年，我们居住的小镇没有高楼林立。站在五层高的天台上，远远眺望出去，可以看到烟火屡屡，人马平生。

袁晓野说，也许这次走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向峰和我听了以后，很久都没有说话。

八月份的东北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向峰穿着一件橘黄色的T恤衫，前襟与后背统统被汗水打湿，整件衣服趴在他的身上像是一个哭得狡猾不堪的孩子。

我们在天台上足足呆了一个下午。从艳阳高照到乌云盖日，我们挤在一个废弃的小仓库里避荫，浓郁的发霉味道没有令我们有不舒服的感觉。

袁晓野一个下午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

她说，其实她只是假装讨厌每一个冬天里，寒风刺骨，一张嘴就吃一口沙尘。我们三个人逆着风骑行在回家的路上，那个时候，多好啊。

后来向峰在我和袁晓野离开以后，一个人蹲在天台上哭了好久。

有人说，人生的每次别离，都是为了更好地相聚。但是向峰特别想知道，远走他乡的青春呢？会不会有相拥而泣的一天。

人总有一种特别不好的体验，就是当身边的人都在以光的速度成长成为一个大人的模样，唯独你没有。所以你和那些大人模样的孩子脸上，看见的是无奈和陌生，看见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我去学校的那天，向峰到车站送我。九月的东北天气微凉，向峰提着满满两袋子零食一路送我到绿皮火车的卧铺车厢里。

列车的喇叭里不断发出“送亲友的朋友请下车”的广播声音，我对面的那一对母女哭成了一双泪人。

向峰帮我把皮箱塞到行李架的上方，拍拍我的头，学着大人的样子说：好好学习，不要总想家。

我站起身，泪水迷离了眼睛，告诉他：好好做生意，不要总想袁晓野。

列车渐渐开动起来，我看见向峰用不太习惯的姿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着火，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

2005年的9月，我们长到18岁的年纪，所拥有的一切，是年轻与彷徨。

这一年袁晓野去了重庆，我到了离袁晓野不远的长沙，曾经的北方小镇，成了我们落拓到我们青春里的一道印记。

大学的四年时光里，我和袁晓野在重庆见了一面。她结交了一个男朋友，高个子，很瘦，笑起来有浅浅的鱼尾纹。

为了吃一碗重庆小面，我们在洪崖洞里穿过熙攘的人群，段华牵着袁晓野的手，一时也没有松开。一旁卖手卷的店小二戴着一个口罩，卖力地冲着我们喊着一堆难以辨别的语言。

我忽然鼻子发酸，我好像看见有一年冬天的自己，戴着一个硕大的口罩，迎着风眯着眼，我问袁晓野：你这是第几次拒绝向峰了？

我跟在袁晓野身旁，说：袁晓野，我想回家了。

袁晓野被段华拽着，瘦弱的身体塞进人群里，我抬起头，只能看见段华一个清灰色的背影抓着袁晓野越走越远。离我和袁晓野的曾经越来越远。

重庆的夜晚闷热难熬，我和袁晓野挤在她一米二的床上，没有空调，只有一台风扇有气无力地吹着股温热的风。

袁晓野说：每当晚上被热得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怀念家里的冬天。我们躲在又肥又厚的棉衣里，呼一口哈气在口罩上，温暖的气息停留两秒钟，湿漉漉的棉布结成细碎的冰碴。

我问她：真得再也不回去了吗？

袁晓野从墙上的挂袋里掏出一对耳机，塞一个给我，又塞一个给自己，清缓的音乐声响起起，袁晓野闭上眼睛说，心静自然凉。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向峰用脚踏车换回来的随身听露出半边，袁晓野动了动身子，滚烫的胳臂碰了我一下。

回长沙以后，我再没见过她。

大学毕业以后，我辗转了两座城市，最终在离家两千公里以外的城市安身。每到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去看看家乡的亲人，都去向峰的店里看看。我看着他的店从50平到200平，从200平到500平。

他真得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苦苦守着他的承诺，等着远走他乡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