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晨曦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自此走进任公的学术世界。遥想任公当年，挥毫起龙蛇，清末易代，已百余年，儃佪间，此篇罢头飞雪。

从前读国学小史，我便深切地感受到梁启超先生态度的谦逊温和、语言的通俗易懂。同时，在字里行间中，我也看见了他对于救国之路的艰辛探索，对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他穷尽毕生之力走自己的救国路，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图存的代表之一。

任公费一旬光阴，因序成书。这原本是为蒋百里先生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胡适赞曰：“今日亦只有他能做这样聪明的著作。”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的第一人，于此书中，以时代为经、人物为纬，重点记述评论清代各时期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于经、史、哲、文、舆地历算、小学音韵、校勘辑佚、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清代学术的发展，同西欧文艺复兴思潮进行比较，还有总的历史考察。“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该书叙述清朝一代学术演变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破坏旧思潮的启蒙期，建设新思潮的全盛期，正统派衍生别派的蜕分期，再入创新必先推旧的衰落期。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最初设想，也分为以考据学为中心的衰落时期，和以今文学为中心的复兴时期。“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任公自视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不仅仅是旧时代的终结者，更是新时代的开拓者。“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同时强调了其所引领的思想革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该书在讲述任公与其师“南海圣人”康有为之间的分歧同样是高潮迭起，二人曾因对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进行激烈争辩，“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后梁启超不满当时革命家所为便“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而暂一告落。他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因此，康有为的学问在当时便可以论定；而梁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此外，梁启超自认为自己“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

该书结尾，梁任公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预言将有五大潮流：一是继续推动科学精神；二是“佛教上之宗教改革”；三是“生计社会”问题的改善；四是“尽量输入”西洋之文学美术，“创成新派”，以形成“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五是“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同时顺势点明了三点余义：一是治学应“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二是学术应“分业”“分地”发展；三是“万不可求思想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史学想象力并未被“西欧文艺复兴”这一西方概念所限制，反而使得这个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也使他尽可能地根据清代学术自身的发展线索来阐述主题，以避免将中国历史强行塑造成欧洲原型的风险。这都使得任公笔下的“文艺复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中国特色”。

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时期以举人身份拜秀才康有为为师，赞称先生的教诲有如大海潮音、当头棒喝，却渐渐走上了一条与康相反的道路。他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选择支持革命派，但很快放弃革命主张，继续支持改良主义。他也曾支持袁世凯政府，最后却成为其学生蔡锷的总参谋起兵反袁。因此，历史上不乏有对他的选择感到困惑、不满的人。在我眼里，梁启超先生其实是自始至终都是改良主义的坚定维护者，晚清皇权强势时他便疾呼变法，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当革命浪潮蓬勃兴起时，鼓吹“斥后保皇”，竭力宣扬“光绪圣德”，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袁世凯当选民国首任大总统后，梁启超认为其能用强权手段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宪政，于是在“第一流人才内阁”担任司法总长，同领导下的进步党办宣扬集权，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可一旦袁展露出妄图称帝的勃勃野心，梁启超便立马转向倒袁斗争。

正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章〔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分歧〕部分所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我实实在在被这样的学术态度及触动。能虚心学习接受新鲜事物，在辩证中完善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真正有学识的进步人士，却还依旧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去思考、去学习。

事实上，梁启超从未有变，只是所处时代的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太大。他在世人眼中的变化多端，只不过是基于改良主义的立场，探索社会改良的边界，既反对保守落后的封建专制，又不喜激进冒险的社会革命，因此于守旧氛围中寻求进步，于激进浪潮中坚持保守。他所代表的其实是那个迷茫时代的大部分爱国旧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旧式文人深受儒学文化熏陶，心怀兼济天下之志，但又缺乏与时俱进的大能力，和破釜沉舟的大魄力，带领旧中国继续前进，便期盼能让中国社会变化的步伐稍微慢一点点，以一个他们可以控制的程度来改变。

梁先生所主张的道路不是左右摇摆的骑墙之路，而恰恰是真实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救国之路！只不过，他当时所处的，是一个大突进、大变革的时代。这个世界复杂和残酷，难以容纳他们的从容和平衡。

流质易变，任公千古。《清代学术概论》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研究的璀璨瑰宝，同时也蕴含着任公对时局大势的深刻思考以及未来中国的殷切期盼。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最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同时又代表了作为开拓者的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为新青年们探索出每一条道路的走向。最终，跟随着前辈脚印的新时代中国年轻人们，找到了独立自主，振兴中华的前进方向，并坚定地走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当代大学生既要学习任公先生的从容平和，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勇立时代发展的潮头。自言今我难昔我，还望后浪盖前浪，我们应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梁任公和其他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为楷模，续写好改革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