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6时许，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 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零时50分不幸去世。
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对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再次听到类似消息，依然会觉得心痛，心痛于工作到凌晨五点的杨医生还来不及缓一缓值夜班的辛苦，还沉浸在忘我的工作中，居然被她的患者家属跟宰杀一条鱼一样毫不怜惜、毫不犹豫地杀害了。她可能也有老人也有家小需要照顾吧。她的亲人朋友怎么也想不到在2019年的平安夜，她太不平安了……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比起医治中国人的肉体，拯救灵魂更重要。深以为然。
我想起了自己做班主任的时候一件事。学生不允许带手机到学校，开学的时候就发了告家长书，开家长会班会也再三强调了。我们班有个N同学，把学校的纪律置若罔闻，公然在课间把手机（新出来的苹果五）掏出来玩游戏，并引来四五个男生围观。恰好被我看到了，我二话不说就没收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富有戏剧性了。首先他母亲跑过来跟我套近乎，要请我吃饭。我拒绝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他父亲电话，威胁我说他认识教育局的人，叫我小心点，识相的话把手机还给他。我不甘示弱地说，你可以叫局长来跟我要，禁止学生带手机的要求是教育局提出来的。
第三天，我一个同事打电话找我，说她跟N同学姐姐是同学，他姐姐说说他爸爸脾气不好，看我能不能网开一面，把手机给家长，保证以后不带到学校了。我说手机我不会没收的，暂时保管等学期结束给他。
第四天，我们的一位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长打电话给我，继续要手机，说能不能看在他的份上给一个面子。
无奈之下我把手机给了我们系部分管学生工作的王主任。
一个手机如此大费周章，更何况孙文斌的母亲，一个大活人，更是要置杨医生于死地了。悲哉，制定规则的人首先违背了规则，这规则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在家乡眼里我不知道是一部手机重要还是教育孩子从小要守规则重要。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法律，培养敬畏意识。
有些人没有了敬畏意识，没有了法律法规的底线，没有了最起码的同情心，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利益，老子天下最大，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听我的只有死路一条。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没有最起码的同情之心、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就应该列入医院黑名单，让他永世不得进医院，也没有医生敢去给他看病。
不知道鲁迅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呜呼哀哉，我说不出话来……
附: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