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与清华的较劲不只是今天常见于报端的新闻报道，上个世纪当两所学校还都处于孩童期时就早已开始了。
1921年初，蔡元培在北大创建研究所国学门并亲任所长，此举之于中国好比德国人洪堡把柏林大学改造为现代研究型大学，都各自开创了在大学把研究与教学相融合的先河。
那时的清华还只是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重英文与欧美文化学习，轻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眼见隔壁改革后发展如此红火，清华也不甘示弱，校长曹云祥一下子请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五人来担任顾问，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建研究院。囿于诸方面条件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即国学研究院，其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涵盖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等。
起先曹云祥想请北大教授胡适来担任研究院导师，但胡适清醒又谦虚地拒绝了。他认为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他还不敢当，最好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才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聘请哈佛归国的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事宜。
时年49岁的王国维曾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皇帝被遣出宫下台后，他自然也下了岗赋闲在家。吴宓为了聘请到这位晚清遗老可谓做足了功课，抵达王国维住所后先行三拜如仪大礼再提聘请之事。王国维深受感动，再加之胡适先前曾开车带他去清华园转过一圈，多少有些好感，于是决定就聘。
决定应聘的王国维不忘上份工作的老东家，觉得这样大的工作调整应该禀告“皇上”看是否“恩准”，于是还真偷偷去天津找到了前清逊帝溥仪，在获“恩准”后正式就职。
别看王国维长相其貌不扬，但论学问可谓学富五车，论才情可谓才高八斗。1877年出生的他遍历哲学、美学，再到词曲、外语，对西方文化大师的思想理论尤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与洞见。
书中有段评价甚妙：凭借“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现在我们常说的“美育”，最早也是王国维于1906年在《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的，他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人，并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
王国维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发现，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他已不足50公斤的柔弱身躯硬是将隐遁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撞开一条缝，使中国可考文字的历史又向前延伸了千年。
郭沫若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
吴宓说王国维“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
陈寅恪赞美王国维“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文中对于王国维与古代史学家的一脉相承有一段极妙的描写：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2000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100多年才出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出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20多年出了陈寿。陈寿死后700多年，直到11世纪才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出了郑樵。郑氏死后500余年，到18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诫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约百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多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
王国维的显赫声名，可见一斑，难怪世人言“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