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是在铜陵过的。
城里禁燃鞭炮，吃年饭的时候少了乡下接祖的仪式，没有了给夜“菩萨”送饭的善举，也就见不到在夜色里绚丽绽放的礼花。
初一的清晨，城市的上空依然静悄悄。我早早起床，烧水泡茶，吃了三只热炆蛋。准备打开电视，又怕惊吵到家人，想想复又褪衣躺下。躺在床上，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几十年的习俗，突然改变了，似乎有点不适应。
其实这个改变也挺不错，没有了喧闹，吵杂，没有了呛人的硫磺味，没有了满地如血的纸屑，自然也省得掏几张红红的纸币。
但年还是要拜的。
新年的第一餐过后，按约好的习惯，一家人去江北，到我的老丈人家去。这个无需再三叮嘱，十二点以前都会陆续会赶到的。老丈人家是个大家庭，儿子女儿，孙子外甥，还有第四代的，如果都到齐的话有三十多口。这么多人中我是大姑爷也是最老的姑爷，跑了几十年了，今年忽然觉得有点累，想在家里歇一天。和儿子说了自己的想法，儿子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去了，现在突然不去，别人会有想法的。
那就去呗！
礼品是儿子年前买的，肉也是他大年三十带回来的，都放在车上，时节在大寒中，室外的温度比冰箱低，省得拎进拎出。没想到的是，过长江大桥时竟然没有堵车。
初二。儿子他们三人去江北拜年了。因为只开了一辆车回来，我和妻子不方便出门。儿子临行前说，初四或初五去程家墩拜年。还有个不出门的原因是女儿说上午会过来，女婿家在大院，一个出生姜的地方，离我的小区不过五公里车程。九点多，我开了空调，怕外甥过来受凉。快到十点他们来了，坐了一会就要回去，说是讲好了有人请吃午饭。
现在人拜年似乎也随意了。
记得年幼时，初一早上吃完鸡汤面后，穿着新衣服，新鞋子，跟着父亲后面，先去西边的老爹爹老太太家，后去程家小墩的小奶奶家，最后去隔壁的叔叔家去拜年。去时也不要带什么礼物，进门见到人喊一声，再说一句拜年就行了。当然，喊也不会白喊的，回报的是一把花生或是一捧米糖。一圈下来，口袋被撑得鼓鼓的。
我结婚后，老爹爹老太太，还有小奶奶先后去世了。随后的某年里，老屋倒塌了，老大在老屋基上建了栋三层的楼房。那时我还在外面，回来后没了住处，就住到老丈人家里。新年第一天，我带着孩子去父母家，叔叔家拜年。不在隔壁，也不在一个村庄，路远就多少要拎一些东西，一刀肉啊，两瓶酒啊，一斤糖啊，当然少不了一条糕，像是走亲戚。几年过去，我的房子仍旧没有建成，心里越发有了负担，每到新年的鞭炮响起，朦朦胧胧中就有了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意境。
不过那个年头，拜年去一家没花多少钱，倒是去了就被当作客人待，不吃一顿饭不喝一杯酒，人家心里总是不安的，有的人家不喝酒还会找人来陪客。于是，正月的马路上，常见到喝酒喝得走不了直路的人。
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仍习惯了在老丈人家过年，倒是把自己的父母当成了亲戚。每到腊月，父亲都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今年怎么样？帐摆得平吗？尤其到腊月底，见不到我人便唠唠叨叨地，电话不会停，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别人都回来了哇。
正月父母的电话倒少了，到了初四五会有一两只打过来，问哪天去。去了，还没吃饭，又问哪天走？父亲“走”后，母亲的电话少了，我一去，她就拉我坐到她身边，吃饭的时候，母亲坐在靠中堂的位置上，我挨着她。
也许过几年，我就不再出门拜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