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孔融（字北海）志向远大且议论高远，但他的功绩并未显现在世人眼前，然而他那英俊豪迈的气概，自然为一时之人所尊崇。他写给盛孝章、郗鸿豫的信，情感激昂，有刚烈大丈夫的风范。诸葛亮（字孔明）并不以文章著称，但他启迪万物、成就事务的才能，以及明辨事理、注重实际的本意，都自然流露在他的言谈之中。至于《出师表》，言辞简洁而详尽，直率而不放肆，真是伟大的言辞啊！它与《伊训》、《说命》等经典相辅相成，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仅以侍奉君主为乐的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我常常遗憾这二人的文章未能完整流传，如今我们的乐全先生张安道，他的文章或许可以接近（孔融和诸葛亮的）水平吧！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唉，士人不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他们的言语不是不精巧，政事和文学方面不是不聪敏且博学。然而一到面临大事时，很少有人不忘记自己的初心、失去自己的操守，这是因为他们的气度狭小啊。张公（张安道）在平民百姓时，就已高大英挺，有了宰相般的声望。他从年轻时出仕，到老年才退休，从未用言语迎合过别人，从未对人假颜示色。即使面对君主，也一定要观点相同后才开口说话。毁谤和赞誉都不能动摇他，得失对他而言都一样，他真是孔子所说的那种用道义来侍奉君主的大臣。世道久远，道义散失，即使是志士仁人，也或许会降低自己的节操来求得被任用，唯独张公凭借着超凡脱俗的气概，说着正直宏大的言论，说：“用我就干，不用我就藏。”他对上不求与君主相合，所以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被重用，即使被用也不能完全施展才华。对下不求与士大夫相合，所以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然而若要说起天下的伟人，人们一定会把张公放在首位。张公尽天性，知天命，顺应自然，行动出于不得已，并不是祈求以文字闻名于世的人。然而从庆历年间以来到元丰年间，四十多年里，他与君主谈论天下大事，见于章疏的很多了，有的被采用，有的不被采用，但都源于礼义，合乎人情，是非在前有考证，成败在后有验证。至于他的其他诗文，都清新深远、雄浑华丽，读他的人可以想象出他的为人。他确实与孔北海、诸葛孔明相似啊。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昔曾鲁公尝为轼言，公在人主前论大事，他人终日反覆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书而诵也。言虽不尽用，然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门却扫，终日危坐，将与造物者游于无何有之乡，言且不可得闻，而况其文乎。凡为文若干卷，若干首。 

我苏轼二十岁的时候，以学生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见到我，就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张公对我的启发和栽培非常多，但我苏轼终究没有为张公做出过一点贡献，只是求得他的文集，亲手校对后家中收藏，并且论述他的大概情况，以等待后世的君子来了解。从前曾鲁公曾对我说，张公在君主面前谈论大事，别人整天反复说不尽的，张公必定用几句话就能决定，言辞清晰流畅成文，都可以写下来诵读。他的话虽然不全被采用，但庆历年间以来名臣中被君主尊敬的，没有谁比得上张公。张公今年八十一岁了，闭门谢客清扫庭院，整天端坐，将要与造物者一同遨游在虚无缥缈的境界中，连他的话都难得听到了，更何况他的文章呢。张公的文章总共有这么多卷，这么多首。

读后诗曰：

先生诗赋品高洁，毁誉得丧无差别。

道事君前真大臣，古今难寻此高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