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到中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最大的困扰便是睡眠不好，难睡易醒，而且梦多。很多时候都会梦到乡下的老家，而每次梦到老家，无一例外都是在儿时的那幢老屋里。虽然老屋经过以后的几次重建，和之前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梦境中的老屋却永远是儿时的那个样子：山脚下一幢长方形的土坯房，夯得紧实光滑的泥巴地面，经过常年累月的踩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用石灰涂成的红白相间的外墙，因为时间久了，在雨水冲刷下，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脱落了。

从一扇杉木大门进来，是一个堂屋，墙面没有粉刷，裸露着的土砖之间填充着用谷糠和泥浆混合的粘合剂，砖块之间有很多不规则的缝隙。堂屋上面的横梁是一些排列整齐的粗壮的杉树，没有楼板，平时在横梁上放着一些木材、农具之类的东西。堂屋正面墙上有一个木制的小台子，上面有香炉、神龛和祖宗牌位，正中央还立着一块写有“天地国亲师”的长方形的牌匾。

一般过年过节和祖宗们的冥寿日或者各种神仙的生日时，大人们都会点上香烛，在神龛前摆一张方桌，桌上是各式各样的菜肴和点心。这种时候往往是我们小孩子的大日子，大人们在神龛前跪拜过后，门口的鞭炮便“噼噼啪啪”地响了，我们便可以一窝蜂地冲向桌子争抢上面的东西。

堂屋左边是父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的两个房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客厅；右边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我们叫做小厅屋，一般是会客和家人用餐的地方。正对着门口的墙面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画像，画像旁边挂着一个用木匣装着的喇叭，一根当作地线的细细的铁丝贴着墙延伸到地面的泥地里。

那时候经常能从这个神奇的木匣子里听到时政新闻和一些音乐节目。每天早上，伴随着国歌、国际歌之类的歌声，我们从睡梦中朦朦胧胧醒来，洗涮吃饭，背着书包上学；傍晚时分，伴随着新闻节目，我们挎着装满猪草的竹筐，或者赶着嘎嘎乱叫的鸭群，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有时还能够听到一些优美动听的歌曲，比如渔家姑娘在海边、边疆的泉水清又甜、蝴蝶泉边等等。

小厅屋的方桌上永远都有一个竹编的罩子，下面是上顿吃剩下的饭菜。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就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地用手夹几片辣椒、黄瓜、茄子之类的往嘴里塞。

小厅屋左右两边分别是三个房间，左边第一间是两个姑姑们居住，左边第二间是曾祖父母居住，右边那间是祖父母和两个叔叔居住。随着姑姑们的出嫁，住房安排也有了一些调整，比如曾祖父母搬进了左边第一间，左边第二间变成了杂物间，在冬天又成了全家人烤火取暖的房间。

从最里面一扇门进去是厨房，一个长方形的土砖磊的灶台上有两个灶坑，一个是用煤的，一个是用柴火的。灶台中间靠近火源的地方嵌有两个生铁打造的水罐，基本上可以保证一家人的热水供应。从厨房的一扇门出去就到了外面的一个小院，小院里有一个两米见方的垃圾池；小院左边是厕所，从厕所进去是猪圈。

小院后面有一条土路直接通向后山，山上是绿油油的油茶树，油茶树之间是一小块一小块农民们见缝插针开垦的菜地，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二

从我记事时起，我们的大家庭一共有大小13口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两个姑姑、两个叔叔、我和两个妹妹，威严的曾祖父理所当然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

他的规矩极多，比如吃饭时不能说话，饭碗必须端在手里而不能放在桌上，掉落的饭粒都必须捡起来吃掉，晚上十点前必须睡觉，平时在家不能唱歌、不能高声说话……等等。他的家法也极严，我们基本上都领教过那根放牛用的茶树棍的抽打，甚至见过在他六十几岁的时候围着桌子追打比他还大两岁的曾祖母。

不过父亲告诉我们，年轻时的曾祖父并不是这样的，二胡、唢呐、笛子，他无所不通，他也经常见到曾祖父在家里吹拉弹唱的情形。另外，只上过一年小学的曾祖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在自制的量米的竹升上刻着的“八合米”几个柳体大字，看起来大方得体，遒劲有力。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和因为什么原因，曾祖父的性情变得如此的不苟言笑甚至有点不近人情，这令年少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提出要在紧挨着我们的两个房间边上扩建一间堂屋、一间厨房和一间厕所；而且还提出了要从大家庭分出去的想法（这时我的两个姑姑已经出嫁了），他和曾祖父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次冲突。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和曾祖父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唇枪舌战”，只知道曾祖父一怒之下将我们房间通往堂屋的那扇小门用码钉钉得死死的；而且在父亲的堂屋落成的时候，曾祖父拒不出席父亲举办的酒席。最后母亲端了几碟小菜和一碗面条送到他的房间，才算是缓解了一下这种局面。

曾祖父去世于1982年的秋天，那年我的中考失利，是曾祖父建议父亲让我复读的。我记得那时刚好是农田承包到户第一年，大家基本上能够吃饱饭了。晚稻收割的时候，卧床已久的曾祖父让人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睛看着远处血红的夕阳和田野上忙碌的农人们，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不久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只是看着他日渐消瘦，下腹部疼痛难忍，也吃不下东西，到最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连翻身都很困难。但是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听到他喊一声疼，他那双细小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始终是那种倔强而威严的目光。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叔、我和两个妹妹相继外出求学、参加工作——大叔去了广州，我到了深圳，两个妹妹在县城——留在老家的就只剩下曾祖母、祖父母，父母亲和小叔了。后来小叔成家，父亲和他相继改建了房子，之前的老屋基本上全部推倒了，变成了两栋两层的红砖房。而老屋残存的一丝痕迹仅剩下之前祖父母的房间和一间厨房，分别变成了杂物房和烤火房。

再后来，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各自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此后的岁月，老屋逐渐成为了我们记忆深处的一些模糊的影子了；但是每年的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回到这个湘东的小山区，回到这个孕育了我们无数的梦想和憧憬的地方。

我们会像儿时一样聚在那个旧时的厨房改成的烤火房里，祖父一早就在放在地下的一口铁锅里烧起了大火，淡淡的青烟从屋顶的瓦缝中钻出去，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杉树和茶树燃烧所散发出的味道。

我们围坐在火塘边，身上渐渐暖和起来，路上奔波的寒冷和疲累一下子被阻挡在这个小小的房间之外。这一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的眼里只有跳跃的火苗和围在火塘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1996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三次职业转换，初入新的行业时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使我一度有些心灰意冷。那一年我没有回家过年，可就在那年正月，我的曾祖母过世了。

那个料峭的寒冬，我一个人窝在深圳一个出租屋中，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着，眼前不时浮现出曾祖母在阴暗潮湿的堂屋里织着草席和纺着棉花，或者将米饭嚼碎了喂给我吃的情景。

2008年7月，我的原生家庭迎来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一年我的母亲罹患了脑瘤，5月份在湘雅医院做了手术，可是不到一个月突发脑积水，再次送到湘雅医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妈妈在世的时候，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兄妹几个不管在哪里，都会携家带口回到老家，家的概念已经习惯地具化为妈妈精心制作的晚餐、亲友们的互相拜访、村民们的串门打牌、春节时炸响的烟花爆竹……可是现在，没有妈妈的家庭就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再也串不到一起了。

四

2016年8月的一天，奶奶闲来无事，看到老屋门口路边的一株野草似乎挡了一点去路，便想把它拔出来；结果草没有拔起来，自己却不小心磕到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当时就觉得胸骨部位一阵剧痛。回到家里，擦了活络油之类的药物，忍了几天，终于忍不住了，家人将她送到了县城医院。一拍片，胸骨几处骨折；快九十岁的人了，又做不了手术，只能是采取保守治疗，更多的是卧床静养。

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为爷爷奶奶举办了一场两个人共同的九十大寿生日宴会，寿宴就设在老屋门口的空地上，摆了满满当当的十几桌；而且还搭了一个临时舞台，请了一个演出团体。

一大早，大喇叭就开始播放一些喜庆的音乐，中午吃饭时，几个民间音乐人轮流上台献唱。吃完晚饭后的演出是整个寿宴的高潮部分，演出节目有唱歌、舞蹈、杂耍、魔术、相声等，俨然是一台小型的联欢晚会。

演出最后，家人将耳朵基本听不见的爷爷和坐着轮椅的奶奶抬到了舞台中央。主持人让他们坐在椅子上，我们这些后辈轮流跪着给他们拜寿。这时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接一个的礼花弹呼啸着冲上夜空，在半空中炸响，将附近的村庄瞬间照亮。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仰头观望的爷爷、奶奶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满足和自豪。

2017年的1月份，奶奶竟然溘然长逝了，这时离举办她和爷爷的生日寿宴不过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因为年纪大了，她的病情一直没有什么好转；反而因为伤口发炎导致疼痛加剧，连睡觉、吃饭都很困难，最后导致多脏器衰竭而去世。

下葬那天，天空下起了细雨，朱红色的棺材被一队”八抬“抬出来放在老屋门口的空地上——我们前不久还在这里为她和爷爷举办过生日寿宴——一群人忙碌着为它套上红红绿绿的棺套。一阵撕心裂肺的铜锣声后，出殡的队伍出发了，亲人的哭声、唢呐锣鼓声夹杂着西洋乐队的号鼓声，响彻了整个村庄。

奶奶走后，本来就耳背的爷爷变得更是少言寡语了，常常一个人在大门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只早年在鞭炮厂做工时炸伤的左眼只剩下一个翻着白肉的空空的眼窝，时不时会有一些泪水顺着眼眶流下来。他取下那副仅在右边镶着一片黑色镜片的眼镜，用袖口擦一擦，又戴上，将一口堵在喉咙的浓痰吐出；用那只看不真切的右眼使劲地盯着远处的房屋和远山，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良久，爷爷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中摸出一盒烟，摸索着掏出一支，点上，袅袅的轻烟从他深陷的腮窝边飘出，很快就被微风吹得杳无踪影了。

这一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爷爷走了，终于和奶奶在一起了，于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五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在县城为父亲买了一套安居房，房子离两个妹妹都不远。渐渐地我们便很少再回到曾经熟悉的老屋了，即便回去，最多也是在隔壁的小叔家坐一会，吃个饭，然后回到县城过夜。

再后来父亲找了一个老伴，是我们本村的一个老太太，我们称呼她“董姨”。因为她要照顾正在上小学的两个孙女，父亲就住在了董姨家里。至多在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到老屋打扫一下卫生；随着年纪渐长，连打扫起来都很吃力，老屋便成了彻底的空置房屋。

而且更令人揪心的是，早几年前我们就发现二楼靠近外面院子的一堵墙上出现了七八公分左右的裂缝，从屋顶一直往下延伸了大概三四十公分。父亲解释是当年在建房子时没有将地基打到硬底导致的。我很担心这些裂缝的危险程度，父亲却不以为然，“都住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后来我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告诉我最好的方法是推倒重建，或者至少要做一下地基加固，加上重新装修，这得花不少钱。但是那些年已经有了两个小孩，还要还房贷，两边的老人还要供养，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做这些事，便将修复老屋的念头压了下来。

前几年一个在县城做餐饮生意的表弟在村里买了村民的一处旧居，将它推倒后重新建成了一幢一层的小别墅，落成典礼那天父亲也去了，回来后在电话里和我聊起这个话题，言语之间满是羡慕和感叹。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加上长年抽烟，身体不是很好。我多次要他到深圳去长住，他一口回绝；偶尔去一趟，也是最多住几天就要要回老家。我在老家县城给他买的房子他也很少去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乡下的董姨家里。我也知道，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老家的父亲就像一棵大树，他的根已经在这里扎了几十年，再也不可能作任何的挪移了。

2016年初，因为工作原因，我一个人来到武汉上班，回老家的机会便多了起来。2019年底的时候，原计划全家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但是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这一计划彻底打乱了，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在春节前从武汉回了一趟老家县城，在大妹家里和父亲待了两天。本来想和父亲一起回一趟乡下，但因为我刚从武汉回来，怕引起别人的不安，便放弃了，最终赶在大年三十下午坐高铁回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不久我就被确诊了，在深圳市三医院住院治疗了十几天。那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的治疗进程，我要他和妹妹都注意观察自己的状态，有任何问题立马上医院，他总是云淡风轻地笑笑，“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无所谓了。”万幸的是，后来他们经过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都没有被感染。

六

再次见到父亲是在2020年的7月份，那时我已经回到武汉一段时间了。我专门请了几天的公休假，带了妻子和儿子，驱车赶到董姨家里。这时父亲正坐在门口乘凉，看到我们回来，甚至激动得有点手舞足蹈起来。

第二天清晨，我带上祭品到老屋的后山上祭扫曾祖父母、祖父母和母亲的墓地。上山的水泥小路因为长时间没有人走过，全部被荆棘和茅草占满了，差点连路都没有认出来。走到墓地的时候，我的衣服已经被树丛中的露水打湿了，腿上也被荆棘挂了几道血痕。

祭扫完后，我走下山，来到老屋的门口，打开大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水泥地面和桌子、椅子上都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上到二楼，这里有三间房，分别是我们三兄妹的房间。一张母亲遗留下来的老式抽屉桌和一排老旧的沙发摆放在客厅的角落。我拉开抽屉，随意翻找着：里面有父亲在乡政府上班时的账本，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电线和螺帽之类的东西，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还有不知是谁上学时的课本和笔记本……

再看外墙上的裂缝，似乎越来越大了，让人怀疑随时有坍塌下来的可能；靠近屋檐的地方还有一些发黄的水渍，很明显是屋顶的瓦片松动后漏雨而导致的。

回到董姨家里，我和父亲谈起老屋改造的事情，他的眼里似乎掠过一道光芒，但是很快又暗淡了下来。“算了，别在这里花什么冤枉钱了，不值当；再说了，两个小孩都在读书，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默然。

这些年在网上看到不少自媒体作者拍摄的在乡下生活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将乡下老屋重建或者重新装修一下，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但是基本上都是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气息。

于是我也在想，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工作的羁绊，回到乡下老屋，安安静静过我的田园生活？但是转念一想，我们真的能够安心回来吗？先不说重建、装修和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回来以后呢？生病、养老怎么办？能否适应逐渐陌生的周边环境？等到孩子们长大了、生儿育女以后，我们真的能够袖手旁观吗？……这些问题想多了，便觉得回归真的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老屋有关的人和事，甚至是一些琐碎的记忆，也会渐渐地消散不见；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和我们有关的东西了？就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植物，任它在空气中慢慢地腐烂，最后渗入泥土之中，化为乌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千多年前的那句喟叹，到现在才算是有点明白它的深意。

2021年2月25日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