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的著作。本书共分十四章,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我怀着对经典的仰望,费时一上午拜读了费老的这一著作。文中作者娓娓道来,几乎没有阅读障碍,通过这段时间阅读是我感受颇多。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本书虽写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60多年的时刻跨度了,而当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
第一章“乡土本色”,本章中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民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基本意义是泥土,是因为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住在乡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所以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种信任的由来就是规矩,是人们世代习来的。
第二、三章“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作者认为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基本没有必要的。
第四章“差序格局”中作者通过中西社会的比较,其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孔子的道德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第五篇“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然社会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一是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第六章“家族”,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家是单系的,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是由小家庭构成的家族。家族的主要功能是生育功能,也有事业组织的功能。主轴是父子构成的纵轴而非夫妻横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这是中国男女关系不同于西洋的原因。
第七章“男女有别”,作者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既定好的。“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男女有别是为了遏制性别这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社会秩序。
第八章“礼治秩序”中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第九章“无讼”,礼制秩序下,打官司是一种羞耻的事情,表示教化不够,所以乡村里的调解是一种教育过程。而在现代法律制度引进后,破坏了既有的礼制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法治秩序,就产生了一些问题。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第十章“无为政治”,作者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第十一章“长老统治”,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除了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还有教化权力。父辈通过教育讲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子辈,从而服从于旧秩序。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的,然而社会变迁即使是缓慢也是可观察存在的。在社会变迁中会产生时势权力。社会变迁产生新的伦理和知识,又不能公然反抗长老权利,于是就通过注释进行歪曲,虚伪便成了一种必须品。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
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乡土社会的动力是人的欲望,只要靠传统维系就能活下去;而现代社会则需要知识,需要有意识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