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公司请原Facebook的大神宋世君来公司分享。部门老大说这个人讲的很好,让大家都去听听。
宋世君是滴滴新成立的数据科学部的负责人,任命邮件是这么介绍他的:
加入滴滴前, 世君曾在Facebook就职四年,是Facebook十几年来唯一的华人数据分析总监,从无到有成立和壮大了Instagram的数据科学团队,并担任Facebook核心App里几条重要产品线的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负责人、长尾广告业务数据科学负责人。在此之前,他曾在Google工作八年,孵化及规模化了基于每年80亿美元营业额的长尾广告营收业务,并带领团队产出每年三亿多美元的额外营收。他还带领数据分析团队支持Chrome浏览器的初期增长,帮助Google从Yahoo和Microsoft赢回10%的搜索市场占有率。
确实讲的不错,尤其是在Q&A环节,部门的小伙伴们问的很精彩,世君答的也很精彩,在此记录一些印象深刻的idea。
什么是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
在Facebook,产品技术体系下设Tech, UE, DS三个BU,Tech人最多,相当于我们的产品技术团队,关于UE,世君没有具体说职能,猜测应该除了目前我们UI/UE做的事情外,还包含了部分PM团队的职能。DS-Data Scientist 团队,对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是最新鲜的,在国外招聘网站glassdoor,根据Facebook发布招聘data scientist的职位,我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了Facebook对DS团队的定义:
The data scientist finds what's working, what can be improved, what's missing. While not a management role, the data scientist drives strategy and roadmap of a large number of engineers and designers.
和国内大家比较熟悉的技术团队职能划分最接近的,应该是BI团队。世君没有给出DS的具体画像,没有说数据科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和技术栈,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Facebook关于Data Scientist的JD。世君带来的干货,是举了一个自己在Facebook带的DS团队,一位同事如何用数据驱动项目,引导两个部门间Open Debate的案例,给大家分享。
团队的一位DS,在分析本部门的广告收入相关因子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其他部门的广告算法策略,会显著的影响到本部门的广告收入。世君在谨慎review了DS的分析报告后,报告发了出去,自然引起了另外一个部门的剧烈反弹,对方立刻组织DS,分析了自己的算法策略的合理性。双方持续辩论了接近半年之久,无法从数据分析结果层面达成一致意见,后续又进行了线上的ABTest实验,验证双方的结论。
最后的结论是,双方都有道理:对方部门的广告算法确实影响到了世君部门,但是站在对方部门的角度,该算法的实现策略是合理的。打了半年仗,分析报告厚厚的一垛,上升到了Zack的层面,给了这位最早发现问题的DS,相当于绩效S的奖励。
和国内同行BI经常自嘲“提数工具”相比,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已经做到了数据驱动,DS不仅仅是辅助人决策的工具,而是决策的标准。
想要实现数据驱动,根据我的观察,我司还是有差距的,具体表现在:
- 数据收容pipeline不完备,尚未打通数据孤岛。 做一个项目,也会考虑埋点和从数据的角度衡量项目收益。但是诸如前端加统计埋点,这样对统计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些技术leader和工程师看来仍然是鸡肋。甚至测都不测就上线,或者一次发版无缘无故就改掉了,导致数据不可靠。
- 对BI团队的重视程度偏低,管理层认为BI是比RD便宜的资源,潜意识就把BI当成提数工具。BI的同学潜意识也把满足PM提的跑数需求最主要的工作内容,缺乏上文所说的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意愿。
- 整个部门缺乏完整的数据驱动的实践方法,统计的工作往往是事后的,一次性的,缺乏长线机制。
Open debate and move on
对世君分享的这个case study,现场同学最大的反弹,就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出现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的,不是说国内不会有这样的部门间分歧,而是国内公司遇到这种局面,惯性思维的会去找老大,拍一个最终方案。
世君对此的解答,是一个关键字:trust.
信任感,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所有的信任感,都建立在互相信任的积累上。公司信任员工:员工的出发点,是为了产品,是为了用户;员工信任公司,只要我能做到: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产品,为了用户,那么公司一定看得到我付出的努力,给我以相应的肯定。
世君谈到,Facebook做项目,是不需要设置project manager,甚至不需要委任一个owner,一切都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这么做,当然也是建立在公司对员工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员工不会因为门派或者个人利益冲突导致项目裹足不前,大家即使有分歧,几轮讨论过后,也能相互妥协,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点,交付一个有利于用户的产品方案。讨论是开放的,同时大家总能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一旦形成共识,就坚决执行——open debate and move on.
关于绩效:该不该跟上司提升职要求
世君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激进的——
我的team里,如果有下属跟我谈要求升职,你立刻out.你该考虑的是怎么把工作做好,升职加薪的事情你要充分信任我。
关于这个答案,私下里跟同事有一些交流。大家普遍认为,大洋彼岸的同行,生活压力没有国内这么大,进入Facebook这样的科技公司,意味着成功跨入衣食无忧的中产,员工只需要考虑怎么给公司卖命,在公司提供的平台上实现人生更高的追求就好了,不需要考虑基本的生存问题。
然而,在北京,对一个刚毕业进入BAT的年轻人来说,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本,没有房子,那叫北漂。买上房,才算在北京站住脚。
正因为如此,北京的工程师,比硅谷的工程师更有升职加薪的意愿,也更愿意付出更多,去换取升职加薪的结果。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虽然不知道国外的互联网公司管理层是怎么样的,但是却知道,国内互联网企业的中层领导很习惯于唯上,前后经历的两家互联网公司,都做过不顾及软件开发周期,唯领导意志马首是瞻的事情。领导定了某个时间点要上什么功能,那就是技术上不成熟也要上。这种情况下,中层更多的是执行领导的意志,不予以威逼利诱,很难调动起下属积极性。那既然领导许了愿,又怎么可能不让下属来还愿呢?
综上所述,你可以说国人缺少思辨精神,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普遍竞争不过国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也鲜有吃得开的,只能说,文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一家企业想要成功,就必须进化出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文化,生搬硬套没有用,搞不好还会起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