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热闹的家族微信群，最近变得死气沉沉。因为堂哥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借钱。借钱的理由还是一样：高利贷没有还完，再不凑钱，他的小命可能不保。
这回离他上回借钱，隔了不到半年。我本想问问情况，最后还是忍住了。我不敢成为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
晚上在老家的妈妈打来电话，让我帮她出出主意。
妈妈说：“你大伯和堂哥一大清早就等在了家门口，因为他们也晓得，我过了7点就要去卫生院上班了。”
我问：“是借钱的事儿吗？他去年回广东的时候，不是说钱已经凑得差不多了吗？”
妈妈在电话那边连连叹气：“唉，谁知道呢，今天来，又是一副寻死觅活的模样，说高利贷那边今年让他还100万，还不完缺胳膊少腿有他好受的……”
我听着妈妈的诉说，眼前浮现出这个并不亲近的堂哥的面孔。
（一）
堂哥是大伯的长子，78年出生的，叔叔伯伯们都叫他阿伟，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这个家族也算是个人丁兴旺的大户了，爷爷奶奶生了6个孩子，爸爸排行老五，上面还有2个姐姐、2个哥哥，下面是我最小的叔叔。因为年龄差，堂哥小时候都是跟在爸爸和叔叔屁股后头混的。他们不像是隔代人，更像是哥哥和弟弟。自然地，“哥哥们”对这个“弟弟”疼爱有加。
90年代初，计划生育像一张越收越紧的大网，牢牢地笼罩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上空。房屋、围墙、电线杆上到处都刷着标语，冷不丁还传来砖墙垮塌的骇人声音，那是谁家因为偷偷怀了孩子又不肯流产被计生办推倒了房子。
我的舅妈曾在那时被强行引产过一个女儿，因为月份大了，引产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断气。舅妈心存侥幸，执行流产的护士轻蔑地笑道：“打了这针了，就算以后真活下来，八成也是个傻子。”姥姥不忍舅舅、舅妈难过，就把孩子抱走，藏在一个猪圈里。孩子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断了气。
违者重罚，而举报者有丰厚的奖励。这样周全的策略之下，人人自危，而奶奶还是不改她重男轻女的思想。当我出生时，奶奶进来看了一眼，板起一张脸对妈妈说：“又是个赔钱佬”，说完转身就走了。那时候，奶奶的孩子里，除了大伯家头胎生的是儿子，其他几家像着了魔似地全是女儿。奶奶对此忿忿不平，对肚皮不争气的媳妇常常不冷不热。奶奶最喜欢堂哥，于是连带着也觉得大伯母最顺眼。
堂哥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却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20多岁的爸爸和叔叔去远方做泥瓦活回来，常常捎带些糖饼或者罐头，一半留给自己的孩子老婆，一半就给了堂哥。而养鸭子的爷爷也总在卖完鸭蛋后，塞些零花钱给他。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堂哥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干枯着头发，他偷偷抹了叔叔珍藏的发膏，油光锃亮，神采奕奕。
大伯母仗着生儿子的功劳，说话做事也不免趾高气扬。她和妯娌间的关系也仅仅是过得去，逢年过节，哪家要请客，妈妈总是提前过去帮忙，而大伯母总是置身事外。等吃饭的时候，她姗姗来迟，象征性地端一下盘子。
奶奶把妈妈的沉默、懂事看成懦弱，她常常说妈妈笨手笨脚，榆木疙瘩。她也看不惯年轻的阿姨（叔叔的老婆）爱好打扮，常常说她妖里妖气，没个正形。更看不得二伯母爱好打牌，总跟别人抱怨说，二伯母花钱败家，拖累伯伯。只对于大伯母，她挑不出毛病。
大伯母宠爱她的儿子，向村里人夸耀：“我们阿伟长大了肯定有出息，算命先生说了，他是状元命。”后来，堂哥阿伟真考上了中专，在村里这样的人才不多，大伯母的心愿达成了，又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们阿伟天生不一样。”奶奶口里也总是离不开“阿伟”“我的阿伟”，大伯母一上家里来，奶奶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堂哥的近况。他们就像期待一棵树成材一样，哦，不，应该说期待一艘小帆船开出去，再开回来变成一艘豪华巨轮。
（二）
在奶奶的熏陶下，我从小崇拜堂哥。直到他带回来一个姐姐。
那个姐姐穿着白色的大衣，齐肩的黑发别在耳后，清水一样的脸楚楚动人。她坐在一张四角方桌旁，怀里抱着一只乖巧的猫。方桌的另外三面是姑姑们和大伯母，她们对这个陌生的女孩充满好奇，问长问短。村里的人听说来了个外地姑娘，也赶来凑热闹。小小的屋子围满了人，女孩在中间有些慌张，不住抚摸她的猫。人群散去的时候，堂姐跑过来告诉我，大人们决定给堂哥订婚了。
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只想着快点把衣服洗完，我要冻死了。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外省做事，因为漂泊不定，于是将我送回来念小学，定时给爷爷奶奶一些生活费。时间久了，奶奶也不耐烦了，她和爷爷吵架的时候会连带上我：“都多长时间了，你爸妈也不打钱回来。大的小的都不懂事……”小小的我抹着眼泪，不敢顶嘴。我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早早起来扫地，盛饭也不敢盛满，下了学赶紧回来洗衣服。我不敢麻烦任何人，只是在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哭很久。内向的我没有什么朋友，只有活泼的小堂姐会跑过来和我挤一个被窝。
第二天，姐姐来看望爷爷奶奶。奶奶对这位清秀水灵的姑娘很满意，拉着手左看右瞧，喜上眉梢。等奶奶做晚饭的时候，小姐姐走到后院，看到了正在洗衣服的我。她知道我是堂哥的小堂妹，于是和我说话：“妹妹，你冷不冷啊？怎么自己洗衣服？”
我被她一问，心里的委屈像打翻了一样，眼泪止不住，嗓子却堵得说不出一句话。我举起长满冻疮的手捂在脸上，忍不住哭出了声。
姐姐叹了口气，帮我擦眼泪，说到：“妹妹别哭，再哭奶奶知道了要说我了。”她又帮我擦手，帮我洗剩下的衣服。临走时，她把自己的毛线手套塞给我：“乖妹妹，这几天别洗衣服了，多穿几天没人会说你的。”
后来几个月一直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来年的4月。村里的人传着说，堂哥和那个外地的姑娘退了婚，人家姑娘怀孕3个月了，真是可怜。姑娘娘家人来闹，堂哥人躲得远远的，后来还是姑娘自己过来，把家里人劝回去了。
每每有人在大伯母面前问起退婚原因，大伯母都会蹙着嗓子喊着：“可怜什么呀！当初都是你情我愿，怪不了谁。她还不是看上我家阿伟长得俊，我家阿伟成材，排着队的姑娘等着要嫁给他呢。”堂哥是有新人了。
那年起，他不再是我的崇拜对象。一年后，我也被爸妈接到了身边，告别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三）
再回老家已是十年之后，当时我已经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爸爸带着我回来是准备把老房子推了盖新房。也许是人老了，奶奶变得慈爱而可亲。而大伯母还是以往的神态，心直口快，不留情面。
我家下地基的时候，大伯母拉着他的孙子在前坪大闹。
“老三、老四，你们当初是承诺好了的，要一人匀出一半地基留给你大哥的。现在你们看看你们干的都是什么事儿，说话当放屁了？”
爸爸和叔叔没有理她，她又指着二伯开炮了：“老二，看你平日闷声不响的，可真狡猾啊。暗地里就把这地给抢先下了地基了，有你这样做兄弟的吗？”
原来，大伯和二伯都嫌弃他们住的“后湾”交通不便，便想要找机会搬到靠近马路的“前湾”。这次趁着我家建房，他们先后跟爸爸、叔叔打招呼。这地基原本也是够三栋楼的，加上又是亲兄弟，爸爸他们怎会不答应。只是这地只能留给一人，于是让大伯和二伯自己商量，没想到他们根本没商量，二伯连夜买了材料，赶在了我们下地基的时候一起把地基给下了，这才闹起了这出。
好男不跟女斗，况且没人斗得过凶悍的大伯母，于是三个男人没人吭声，各自埋头做事。大伯母觉得自己有理，插着腰越骂越起劲。
闻讯赶来的大伯，也拉不住她。她一边哭一边埋怨大伯：“你个窝囊废，叫你办的事儿哪件办好了的？你看看你的兄弟，哪个拿你当大哥看，你连兔子都不如。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呜呜……”大伯面上难看，却也说不出什么，他忍了这女人大半辈子了，看来要一直这样下去了。
前坪的动静惊动了奶奶，她出来瞧，想安慰下大伯母。大伯母一看到奶奶，马上更换了战斗对象：“妈，你看看你生的好儿子！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清水洗过地一样，现在好不容易熬过来，又被你们欺负。你作为老的，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事儿的！”
奶奶被她这样一说，脸上也挂不住了：“秀英，这怪你自己！春天，老汪家连房带地基2万块要卖给你，你舍不得钱，打你兄弟的主意。好了，现在那边地基没了，你又吵你兄弟。你怨谁，怨你自己！”
大伯母彻底失了援助，但她像个斗不败的公鸡，一直战斗到天黑。哭骂持续了一天，地基也下得差不多了。她见孟姜女哭不倒长城，干耗着没有用处，于是准备打道回府。走时，她的小孙子搀着奶奶，恶狠狠地吐出来几个字：“我爸妈一年挣十万！哼！”他才六岁，据说以往跟小朋友打架，这是他最常用的一句话。
而现在，“一年挣十万”的堂哥却要“一年还一百万”。
（四）
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堂哥还给奶奶下跪了。堂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奶奶看他这个样子，心疼不已，又想起我爸爸的意外离世，一阵伤感，不由得也老泪纵横：“孩子啊，你怎么就中了那帮混账的计呀？”
堂哥跪在地上，狠狠抽了自己几耳光，哭着对奶奶说：“阿伟一时糊涂，阿伟不孝，让您老伤心了……”
奶奶要把堂哥从地上拉起来：“你爷爷老年痴呆了，也没办法帮你。我还存着几千块钱，你拿去。”
阿伟不肯：“您老的钱我是打死都不会要的……”
奶奶又兀自念叨起去世的爸爸，仿佛沉浸在另一个痛苦中去了，跪在地上的堂哥不知所措。妈妈见状，忙喊住了奶奶：“妈，你又说起那些有什么用呀。”奶奶回过神来，讷讷的，不知所措，随后她拉着堂哥，颤巍巍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妈妈说：“为什么我要喊你奶奶别说了，因为你堂哥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全是是弄钱呀。他心急如焚，别人的伤心事根本与他无关。你奶奶说得再伤心，伤的不过是自个儿的心罢了。”
（五）
第二轮借钱远不如第一轮借钱那么容易，况且堂哥在市里的一套房子既没有卖也不愿意向银行抵押来贷款，这让大家多少有些微词。一个人若真被逼到绝境，怎么还会抱着自己的财产不肯放，而又舍得颜面身段去求别人接济呢？
我不明白，弟弟也不明白。傍晚时分，堂哥给远在广东打工的弟弟也打了电话，因为早上妈妈说要和弟弟商量一下，他迫切地想知道答案。弟弟在电话里问他是怎么欠下这么多钱的，他只说是平台上被人坑了，又在高利贷上被人下了套。至于是什么平台，当初为什么不报警，他支支吾吾说不出究竟。
赌博平台？P2P项目？还是根本堂哥就是进了传销？除了堂哥自己，没人知道。他像一只蜗牛，伸长脖子请求别人帮忙，当别人稍有回应，他又立刻把自己缩回壳里，固执地不肯出来。
两个星期后，亲人们该尽力的都尽力了，只是离那100万，还差距甚远。
大伯母再次来到我们三家的前坪，这两年的心理折磨让她整个人看起来苍老异常。她眼皮低垂，昏黄的眼珠没有了当年的机警乖张，干搓着手抱怨命运的不公。她再也不能拿堂哥作为榜样说给我们听了。缺少了生机和希望的她，像秋日里干瘪的玉米秧子，一阵秋风就能将其吹折。
二伯母端了把椅子让她坐着，劝她放宽心：“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老的就不要太操心了……”
大伯母抹了把眼泪，说道：“我可怜的阿伟啊，他怎么就着了迷呢，那些该死的杀千刀的！他们干什么不好，非要祸害人！”
二伯想转移话题：“阿伟这回多少弄了点钱，人家应该也不会太为难他了，你和大哥……”
话没说完就被大伯母激动地打断了：“那算几个钱！平日里一个个说的好听，到了较真的时候就怂了。你说这么多年，谁家没攒个几万块的，他们就是不肯多出几个钱啊，他们忍心呀……”
在场的亲人们瞬间面如死灰。
堂哥回广东不到一个星期，就传来消息：人联系不上了，可能是跑路了，因为高利贷找上嫂子和他年幼的儿子说堂哥压根没还钱。人去哪儿了呢？可能真的连大伯母也不知道……
现在，嫂子和大伯母闹得很僵，她要和堂哥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