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部落联盟时期，没有具体的“军队”概念，部落全体成员都应参与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包括集体狩猎和守卫家园。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群居为基础的部落组织，早期以统一队形放牧或围猎，也以相同队形参与部族战斗，平时生活战时啸聚，部族成员统一行动，观念一致，协调合作，共同劳动，陈恩林称为“寓兵于农”，王晓卫称为“兵民合一”，其实意思相近，那就是生产成员即为战斗成员。
“ 阿鲁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馀人，万奴兵乃解去。
《金史·列女传》”
战斗成员并不一定都必须为成年男性，从商代，一直到女真、辽、蒙古等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女子从军的经历，这种举族为兵的形态，也叫族兵制。部落是生产单位，也是军事编制单位，每逢战时，哥哥弟弟大叔大伯等所有亲戚都会一起上场，这样“全家上阵”集结战斗，也叫氏族部落兵役制。
在母权制时代中，氏族部落兵役制也同样适用，甚至可能广泛适用。
但以当时的生产力来看，获取生存资源，拱卫部落安全更多要依靠男性的力量，部落中男性成员愈来愈重要，其话语权也越来越高，父权家长制必然昂扬冒头，取代母权制，建立宗法体系。
另一方面，氏族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均衡，有的部落强大，有的部落弱小，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大部落将兼并小部落，并且俘虏小部落的成员，吸收转化为己方成员，一同参与生产劳动，如奴隶等。
不断的兼并工作使得己方部落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族人”，这些人作为奴隶或平民参与劳作，解放了本族人的生产任务，本族人中的管理者除了管理自己的“亲戚”，还要照顾好依附的“小弟”，他们也不再具体负责生产劳动，成为专职的部落战士，像大哥一样保护小弟们的安全。
部落开始由血缘纽带转化为地缘纽带。单一的部落变成了部落联盟，筹备战斗也成为大宗们的专属特权，氏族部落兵役最终也必然转化成宗族贵族兵役。
随着宗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兼并行为的进一步扩大，到西周时期，宗族武装已成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也是唯一能够信任的力量，时人认为“只有真正的自己人，才会愿意保家卫国”，正所谓“扞御侮者莫如亲亲”，血亲原则不仅体现在分封制上，也体现在这一阶段的兵役制度中。
但不止血亲才能从军，西周实行“国野制度”，国指的是周天子及其诸侯国的疆域，野指的是广泛农村，国人可以从军，野人没有资格，奴隶则更不必说，如此来看，当兵为这一阶段上层阶级的特权和殊荣。
关于上层（富庶）阶级在兵役上承担更多责任，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印证。
古罗马早期兵役法规定无产者无法充当战斗兵；雅典要求政治特权越大的公民，必须在兵役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斥资督建战船，装备骑兵，都由上层公民承担，对于低产或无产公民，则不被允许服役。
英国在军事敕令中规定：“占有一块骑士采邑的人，应置备链甲、头盔、盾牌和长矛”，但普通自由人只需要“置备铁胄和长矛”即可，对奴隶则没有此要求；沙皇俄国规定世俗贵族要为国家提供武装骑兵；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了“当遇敌人挑衅时，应记住刹帝利义务，不得回避战斗”，规定中使用了“刹帝利义务”，而不是吠舍义务或首陀罗义务，可见在极早期，服役是印度第二阶级刹帝利的法定义务。
在西周分封体系中，分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四级，其中士也包括武士、战士，在战国时代之前，甚至有“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游戏”的观点，能上战场的人都是士一级以上的体面人，战士不是下等人，登上战场更是一种荣誉和自豪。
综上可见，虽然这些国家颁令的初衷不同，或许是出于中上阶级具有良好的资源和财富，有更好的条件铸造合格的防具与武器，能够保证卫戍工作的考虑，或许是当局认为享有更多权益的群体才会心甘情愿捍卫利益，但依然可以看出，在早期兵役制度中，保家卫国在当时是统治阶级的事，与社会底层群体并不相干，上层或较上层阶级为最主要的骨干力量，他们自费提供武器装备，集结参加战斗。
然而随着战斗越打越多，流血越来越频繁，军队的缺额持续扩大，仅使用中上层阶级的人员已不足以应对日益扩大的战争规模了，入伍条件的放宽在所难免，社会底层群体（包括无产者、流民、奴隶）囊括进入征兵范畴势在必行。
雅典遭遇波斯的威胁之后，国家安全任务日益繁重，当局执政官大量启用外邦人和奴隶加入军队；古罗马同样也通过给予外邦人公民权的方法来增加服役人员（具有公民权便具有服役义务）；孔雀王朝的印度时代，服役义务已完全扩大到所有等级的居民；西欧国家（如法国）通过强制征兵的办法，从贫苦阶级或堕落分子中强行招募，美国早期甚至连同流浪汉也在征召范围。
可见随着外部环境和实际需要的变化，兵役制度也并不完全按既有规定来执行，兼并更多数群体参与服役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共识。
在西周，战士服役除了有身份要求，还有起役标准，即年龄和身高两个明确限制，到战国时期，战斗规模急剧扩大，各政权开始扫地为兵，扩充实力，不仅取消了身份要求的限制，甚至连服役标准也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事急从权，在紧急事态下服役便不仅仅是部分居民的义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役义务扩散到全阶级的这个阶段，部队装备与供给依旧是由军队自行解决的，战士需要自己提供武器装备和粮食，古代法国伯爵还会亲自检查战士装备，如军士不能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而对于无产者/奴隶等无力置办装备的人群，当局一般提供少量装备，使其在轻装部队服役，或辅助正规军作战，或在军中从事轮输转运等杂役工作，如西周时期以“乘”计算的战斗编制中，一乘数十人，其中甲士10人，其余为步卒，这些步卒就是由平民、部落兵或奴隶组成的，任务是配合甲士，协同作战。
从贵族才当兵，到没钱也得当兵，兵员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战士地位的下降体现在百姓们的抗拒，各阶层都开始想办法逃避兵役，富庶阶层使用以钱代役的方法，让贫农顶替自己服役，而贫苦阶层如要逃避兵役，多只能通过逃亡或卖身为奴的方法。
到战国时期，军队已从一“乘”25人，扩展为一“乘”70人，作战人数几倍扩大，但每“乘”由上层阶级担任的甲士，却从10人，减少到了3人，可见越来越多的贵族离开了最一线的战场，大量基层平民加入了军队。
其实这种情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然发生的，就连全民尚武，终身战斗的斯巴达城邦公民，到后期也出现了有钱人不再服役，花钱请人代替的情况，古代法国甚至允许政府工作人员、教士等部分群体完全免除兵役，秦代起的历代免役名单中，基本覆盖了名门望族，贵族（上层）特权开始由服役特权，变成了免役特权。
虽然多数政权容许或默认用钱买役的行为，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当局都容忍代役，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第26条就规定，一旦发现代人服役的行为，涉事人将直接被处死。
这样一来，军中便长期由贫苦人和奴隶组成，兵员素质和质量良莠不齐，服役人员也并非自愿投军，军心波动，战场崩溃率极高，一旦交战陷入逆风局势，逃兵和投降行为便大量涌现，这一点与各政权早期“贵族上层亲自服役，以确保卫戍效果”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控制战场崩溃率问题，古代战场军中实行极其严格的纪律规定，如击鼓一声，前进一步，鸣金一声，后退一步；鸣金溃逃，斩；击鼓不进，后军斩前军；弓箭手太早放箭或犹豫不放箭，斩；步兵擅自离阵，偷偷溜了或者装死，斩；主将牺牲，负责保护的警卫兵全部斩首等，不过作战部署并非本文重点，在此不展开讲述。
当百姓不愿意主动投军的时候，官府就要想办法制定一套服役规定，令全体国民遵照执行，而要完成这一点，就要知道每一家有多少人口，其中有多少可以作战的男丁，他们的经济条件如何，能否独立置办服役用的装备和口粮，只有掌握这些情况，才能够推行出松紧适宜的政策。
在西周时代，诸侯王虽对土地疆域享有治权，但对区域内人民的数目和职业其实是不甚了解的，他们获得此类数据的途径是听从下级的汇报，即士向大夫汇报，大夫向诸侯汇报，诸侯向天子汇报，但这种仅仅依靠口述的汇报精确度极低，而且往往存在下级瞒报少报的现象。想要掌握人口情况，就必须出台户籍管理制度。
从前各级政权遵从分封制的做法，逐级效忠，下级军官更像是上级领导的私军，这样地方势力一旦发展便容易成尾大不掉之势，难以掌握，户籍管理推出后，以郡县为单位进行推进，官府按户籍名册轮发征兵，兵员数目尽在掌握，至少从制度上禁绝了地方私军的可能（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仍无法禁止）。
管仲将齐国分为士农工商之乡，把人民分为不同的职业固定下来，人们不仅不能轻易变更职业，也严禁通婚，父亲是农民，儿子也会是农民，父亲是战士，儿子也会是战士。
不同的职业住在不同的区域，不可随意迁徙，在这样的体系下，官府查点人口，管理运营就方便了许多，实现了全国成一整体，全民各司其职的局面。
齐国每家出一人当兵，每五家成一轨，每十轨成一里，每四里成一连，每十里成一乡，每五乡设一帅，这样在统计军事组织的同时，居民组织也尽在掌握，全国人口情况就有一个清晰的概况。
到商鞅时期，编户齐民的理念相对发展，户籍制度化进程加快。
“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
商鞅规定，常规情况下，秦境内每户出丁一人到军中服役，但他同时又规定，有两个男丁以上，却不分家的居民，罚更多的赋税，娶了老婆却入赘到姑娘家的，予以严惩，成年男子必须单独立户等，以此谋求更多编户从而获得更多兵员。不论是管仲还是商鞅，通过他们对兵役制度的规定，都可以看出：他们旨在通过户籍统计来确保兵员的输送。
虽然户籍制度并不全然为兵役制服务，但也成为了秦汉时代征发服役的重要依据。汉代基层官员甚至每年都要召集家家户户的全部人口，进行验看和记录，修正数据不足之处，称为“案比”，案比纳入政绩考核，可见当时官府对户籍制度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