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放翁曾赞《出师表》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余深信然。《出师表》乃表里风骚，当推之于四海，扬之于万世，与天地并存，同日月共辉。然近或言，亮为《出师表》乃“愚忠”之举，不足以褒扬，当以贬议，并欲除之教材。果然也？呜呼！斯言差矣！亮为《出师表》非为“愚忠‘之举，而乃感激之作。何以见之？
昔年，亮固一村夫，躬居南阳而胸怀大略，茅庐未出而知天下三分，然终不遇明主，时刘皇叔信义著于四海，名高望重而苦于思贤，闻亮者，莫顾风雪，三顾亮于草庐之中，求安天下之大计，其诚可见。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乎？况于亮乎！是故亮遂应以出山相佐，且两人情若手足，形影难分。白帝托孤，先主谓亮曰：若孺子可辅，则辅之；若不可辅，君可废之，自立为王。又训以刘禅曰：汝以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如此之言，岂不令亮感激肺腑而诚惶诚恐乎？故兵入不毛，定于南蛮。今值北伐之际，故作《出师表》以上刘禅，表其忠，示其诚，彰其情；此乃感先帝知遇之恩，而报陛下之志也。如此，人之常情也。岂可谓之"愚忠"乎？斯为一者也。
或言亮为《出师表》乃”愚忠“之举者，乃喻指刘禅暗弱也，亮不明察秋毫，其不足以令亮为之出生入死。果然乎？非也。亮乃明智之人，禅之能亮岂不明乎？然亮既得先帝遗诏，何不废之自立为王或另立明君乎？是皆有因也。一者，亮为先帝委以大事，自感任重而道远，其安敢有异谋乎？二者，刘禅为刘氏子孙，其为王，名正而言顺。三者,若亮果以禅暗弱，废之自立为王或另立明君，旁人岂不以亮善弄专权乎？新君又可安乎？后人又将何以论亮乎？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刘禅尚少，孺子尚可教。故亮于出师北伐之际，上出师表以婉言相规，为其阐明治国安邦之道，更以其身所累以激刘禅，谏其自谋亲贤远佞。如此，老臣心得以尽表。斯可曰之以”愚忠”乎？是为二者也。
三者，纵刘禅暗弱，亮明知而不易之，其为《出师表》亦不可称“愚忠”也。若其为“愚忠”之举，则神州古今何人之举可称为“明智”之举哉？昔年，宋主昏弱，奸佞当道，元军入侵，民不聊生。文丞相起兵抗元，败于五岭而受擒，世祖劝降，可为元相，终不肯，殉于北京。今观之，文丞相之举实乃“愚昧”之极也。一者，受降则可免一死；二者，宋主昏弱，不足以丞相为之殉身也；三者，为元相仍可作福于民；四者，留得青山在，何怕无柴烧乎！养精蓄锐，复宋仍有望矣！五者，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后人无以贬议也。然文丞相愚昧之举，后人又为何称之为忠臣烈士而扬名千古乎！又何曾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浩然正气之句乎？若亮为《出师表》乃“愚忠”之举，又何尝有“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之赞哉？而后人又因何奉其为忠义之化身哉？
由此观之，亮为《出师表》诚非“愚忠”之举也。兼之以其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涕下。故斯文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作也。亮与其文当千古不衰、万世长存，无可诽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