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是哲学家们永恒的话题，尽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证明了人活着，但也使得后来人开始激烈的争论着人为什么而活着——也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类的问题向来漫无边际，就算是一头扎进哲学史的海洋之中，也会迷失。因为，每个大师的表述都有不同，若是硬要吸收，有可能会经受不住这剧烈的冲击而精神错乱。但抛开哲学大师们，人活着的问题，让我想到了两个小故事。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的卫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叫子路。那年卫国内乱，卫国公子孔悝被持。身为孔悝的家臣，子路有着非回卫国不可的理由。在回国的路上，子路遇到了他的两个同门师兄弟，他们一致劝说子路放弃回国，但子路答道：“食其者不避难”。而后毅然进入卫国。蒯聩见子路，不听其劝。则子路欲焚其台，蒯聩惧，命二力士毙之。然子路结缨而死。
子路的死，可以说是春秋时的一件少有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一个六十多岁花甲之年的老人。他已经不是一个气血方刚的少年。哪怕是在孔子都听说他前往卫国后，也捶胸顿足的悲伤说：子路这次死定啦。可尽管子路明明都知道自己此去有死无生，可还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万死不辞。
但拥有这种力量的在春秋时期并不唯一。程婴和公孙杵臼是晋国赵家的家臣，但恰逢晋国动乱，赵家被屠，仅留下来一个遗腹子。程婴与公孙杵臼便商量，谁来养这个遗腹子的问题。公孙杵臼问道：是死容易还是养孤儿容易；程婴道：养孤儿比较难。
于是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于是他便寻的一小孩假冒赵氏孤儿而被杀害，让程婴安全的抚养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在长大后赵武也为家族报了血海深仇，而程婴却来请死：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言毕，便立刻自杀了。这一举动可谓是令无数人瞠目结舌，而赵氏孤儿也在元代被人编写成戏曲而流芳百世。
我想，这两则故事之所以能流传给后世，无一不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思考。其实子路、程婴，以及公孙杵臼，他们三个人有着完全不死的必要，没有任何是会比活下去更令人值得追求。但恰恰如此，他们也有着必死的理由。而这理由正来源于他们的人生信条。
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并是不那么重要，相反，死对于他们来说还成为一件更容易的事情。这一切不仅仅是他们对于死亡的淡漠与泰然，还有的是他们内心的忠义与准则。在那个没有任何杂质的时代，君子们的准则便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倘若超过了这条底线，那么这样的人生，也是不必要的。
因此早在春秋时候，那时的人们就已经留下了人为什么活着的解答。一个人活着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活着。
归根结底，人为什么而活着，也是一个信仰问题。
当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放下手中的哲学书本，而从历史寻求内心的答案。当然，尽管到了最后，无论在哪你都可能找不到答案，因为这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答案。
倘若这个答案固定下来，那么生活不将枯燥无味？扪心自问一下，我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赞同子路杀身以成仁的信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辱而活负重而行。
所以，没有固定答案的生活不是才更加美好吗？每个人都有自己活着的意义，这样也才增添这世界的色彩。
其实想要找寻这个答案的最好途径就是直面死亡。当你在面对死亡时，头脑中浮现的第一件事，便是你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你为什么而活的根源。也许那时候你会想到父母的关爱，也许你会想到自己事业的成就，也许你会想到自己还有什么未完成的许诺。这些都是你的人生信条。所以只有直面死亡，才能省视人生。
最后，我想起林欣浩在他《哲学家都干了些什么》的结尾，“当你不再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找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