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书远，是骨科的住院医生。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医院就是第二个家。但家，也分客厅和阁楼。手术区，就是我们家的阁楼——一个外人免进、充满了秘密和规矩的地方。
我们医院的手术区在三楼，一共有八间手术室。其中，三号手术室，有点特别。
那是一间老手术室，设备不是最新，但空间最大，专门用来做一些耗时极长的复杂手术，比如脊柱侧弯矫形，或者肿瘤段切除重建。一台手术做下来，十几个小时是常事。时间长了，这间屋子仿佛被无影灯烤出了自己独有的味道，一种混合了消毒水、电刀烧灼组织的气味和金属器械冰冷气息的，独特的手术室味。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是在一个值班的冬夜。
凌晨三点，我刚结束一台急诊手术，身心俱疲地走出手术室。回更衣室需要穿过那条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 深夜，这里安静得像一座陵墓，只有通风系统发出低沉的、永恒不变的嗡嗡声。
当我路过三号手术室门口时，我的脚步停住了。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嗡——”
那是一声短促的、高频的启动声，尖锐，刺耳，又无比熟悉。
是电动骨锯。
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我敢用我十年寒窗苦读的医学知识发誓，那绝对是骨锯启动的声音。我们每天都在用它，那声音已经刻进了我的DNA。
可是，三号手术室的牌子上，手术安排那一栏，是空的。走廊尽头的总控制板上，三号手术室的灯，也是暗的。
这意味着，里面根本没人。
我贴在冰冷的金属门上，侧耳倾听。里面死一般地寂静，只有那该死的、若有若无的通风声。
“幻听了……”
我对自己说。连轴转了30多个小时，太累了。我摇摇头，快步离开了那个地方。
但一周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过，那声音，又出现了。
“嗡——”
这一次，比上次更清晰，仿佛那把骨锯就在门后，离我的耳朵不到一米。声音响起，然后戛然而止，好像有人按下了开关，又立刻松开。
我吓得后退了一步。走廊的声控灯因为我的动静而亮起，惨白的光照在我脸上，也照亮了三号手术室那紧闭的大门。
这一次，不是幻觉。
第二天，我忍不住跟科里最老的护士长张姐提了一嘴。
张姐正在清点器械，听到我的话，她手里的镊子顿了一下，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小林，以后半夜，别从那儿走。”
她说。
“为什么？那声音到底……”
“不该问的别问，”
她打断我，
“记住我的话就行了。”
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好奇。我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终于，一个快退休的器械护士，在一次酒后，告诉了我关于三号手术室的传说。
传说，和我们科里曾经的一位传奇人物有关——方教授。
方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复杂人工关节置换的专家，一个手术狂人。他对技术的要求，到了偏执的程度。据说，他用骨锯切割股骨头的时候，可以做到像机器一样精准，分毫不差。他一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三号手术室里度过的。
十年前，他在一台长达18个小时的髋关节翻修手术中，突发心梗。
当时，他刚刚用骨锯，完成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截骨步骤。他对助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看，完美的截面。”
然后，他就倒下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嗡嗡作响的骨锯。
从那以后，三号手术室，就有了深夜的骨锯声。
有人说，是方教授太热爱他的手术台，灵魂不愿离去。有人说，是那把见证了他生命终点的骨锯，留下了他的执念。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相信科学和解剖刀的医生。我把这当成一个悲伤的传说。
直到上周六。
那天，我主刀一台复杂的胫骨平台骨折手术，就在三号手术室。手术很不顺利，病人的骨头碎得像一地摔碎的瓷片，我花了整整五个小时，才把它勉强拼凑固定好。
经过长时间的高度专注，我拧紧了最后一颗锁定螺钉，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器械护士和助手们也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准备着最后的清点和缝合工作。
“收吧。”
我对助手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但更多的是完成了一件高难度作品的自豪。
我放下电动螺刀，正准备接过持针器，开始缝合皮肤。
就在这时。
“嗡——”
一声尖锐高亢的启动声，毫无征兆地在我脑中炸响！
我浑身一激灵，猛地扭头看向器械台。那把结束了使命的电动骨锯，静静地躺在金属托盘里，银色的外壳上还沾着血迹。它没有动。
周围的助手和护士似乎毫无察觉，依旧在忙碌着手里的活。
“林医生？可以缝了。”
护士提醒道。
我定了定神，也许真的是太累了，出现了幻听。我点了点头，接过持针器。
就在我的针尖即将刺入皮肤的瞬间——
“嗡——嗡——”
这一次，声音更加急促，更加刺耳，仿佛就在我耳边，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意味！
我僵在原地，冷汗瞬间就下来了。我看到，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深度麻醉下，手指却像是回应某种召唤般，无意识地抽动了一下。
我突然明白了。
这声音，不是来自过去，也不是来自某个孤魂。
它来自未来。
它不是方教授的回响。它是这间手术室本身，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切割、缝合、拯救与死亡后，产生的一种预警。
它在告诉我，我刚才的手术，失败了。
“等一下！”
我大喊一声，声音嘶哑。
所有人都被我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我。
“把透视机推过来，”
我命令道，语气不容置疑，
“再给我透一张正侧位。”
“李医生，我们刚才已经确认过了，位置非常完美。”
我的助手小王小声说，他已经站了五个多小时，累得脸色发白。
“我叫你推过来！”
我几乎是在咆哮。
没人再敢说话。C臂X光机被重新推到手术台旁。在众人困惑的目光中，对准了刚刚完成固定的胫骨平台。
当新的X光片影像出现在屏幕上时，整个手术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果然。
就在那个我最自鸣得意的角度，我刚刚拧入的那颗螺钉，它的尖端，已经穿透了骨骼的后方皮质，距离重要的血管神经，只差不到一毫米的危险距离。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湿透了。如果我就这样缝合了伤口，等待这个病人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神经损伤，甚至大出血。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医生，将亲手制造一场医疗事故。
“换钉。”
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没有人说话，手术室里只有器械碰撞和监护仪平稳的滴滴声。我拆掉那颗致命的螺钉，重新测量，换上了一根短了2毫米的螺钉。
当我再次拧紧，并在透视机下反复确认，看到那颗螺钉被完美地固定在安全区域内时，我才感觉自己几乎要虚脱了。
我放下手中的器械，开始缝合伤口。
手术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监护仪平稳的“滴-滴”声。
那深夜的骨锯声，再也没有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