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行业,每种物品都有着自己的前世今生,这些历史或多或少的投影在当时的时代,他们一起组成了人类完整的历史。
污染,虽然自打有了人就存在。但直到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得以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
发明污染
18世纪初,托马斯紐科门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用的蒸汽机,18世纪的最后25年瓦特改进并发明了通用的蒸汽机,彻底将人类代入了另一个时代。蒸汽机的采用不仅让工厂提高产量成为了可能,也把他们从利用水力固有的地理和季节限制中解放出来。工厂不再分布在乡下,而是集中于煤矿和煤炭运输线路上,创造了大量城市,工人和消费者聚居其中。人类的聚居进一步激发了对能源的集中需求,供暖、做饭。这一切都离不开煤炭。煤炭的燃烧不仅释放了能量,还释放了大量的烟、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但是,污染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一致的重视,一方面社会的精英没有达成一致,一方面大众的教育不够。虽然英国著名社会写实小说家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已经把当时的西方工业城市称为“焦炭城”(Coketown)—“它是个机器与高耸烟囱的城镇,烟囱不断吐出烟 ,永远在那儿缠绕,卷着解不开。它里头有条黑色的运河,还有条带恶臭染料味的紫色河 ,以及一大堆一大推建筑,充满窗户,整天嘎嘎作响又抖动不停 ,蒸气机的活塞单调地挺上掉下,活像一只发狂心伤的大象 ,不断甩着象头一般……”
瘴气时代
大多数英国人却并不认为环境中污染最严重的是烟,而是瘴气—一种腐烂生物物质产生的空气物质。《泰晤士报》曾警告:呼吸一下沼泽湿气,就会毒害整个地区数周时间。联想三国演义曾看到诸葛亮南征时为擒孟获遭遇南方的瘴气,还非常纳闷这是什么毒气。三国处于公元2-3世纪,可见人类对于污染的认知水平在长达十几个世纪中变化不大。
更令人咋舌的,由于烟在过去几百年中可以用来保存肉,人们反而认为烟是某种能够预防污染的东西,其中所含的碳和硫磺能够中和瘴气。1848年,外科医生约翰阿特金斯就建议:肺结核患者应该吸入煤烟和其他化学气体。煤炭产业的相关利益方也是这种观点的同谋,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坚称,煤烟中的碳可以防腐,还可以给污水消毒。
重新定义污染
直到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污染才被重新定义。这还源于科技的进步。细菌理论的发展让医学专家开始关注细菌这种真正的病源,而非虚无缥缈的瘴气。另外,医学界认为烟不仅没有能力消灭细菌,还对呼吸道有害。《柳叶刀》更是断言:对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康复来说,新鲜的阳光和空气是必要的。
人类认知的改变还源于与自然力量对比的改变,19世纪初,乔治铂金斯马什认为,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人类无法改变他。1895年,艾克曼直接反驳了这一观点,他宣称,大气中的碳很可能在缓慢增加。一年后瑞典化学家斯万特开启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该讨论一直持续至今。他提出,碳的增加有可能导致全球变暖。
文明还是倒退?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大部分时间是一种对技术的乐观主义和一种对进步的信仰为特征,那么19世纪末则见证了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的焦虑。煤烟的污染已经深入人心,新鲜的空气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富人们将家转移至城市的上风口,甚至离开城市,把家安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但穷人做不到,这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之间的阶级距离。许多作家和观察家认为,穷人是因为缺乏对美的欣赏力,心甘情愿生活在肮脏的环境里。一些优生学家甚至相信下层阶级及其后裔存在退化问题,穷人的卑下是遗传的,他们的身体和智力比富人差。这堪称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岂不知,工厂里冒出的黑烟,对穷人来说以为着面包和水。社会的冲突还是引发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托克维尔、罗素纷纷撰文。1898年,里士满爵士发起组织了煤烟减排协会。类似的科学团体常常在英国组织展览,对民众进行科普和宣传,并针对性的对贫穷的城市居民组织“母亲集会”,传授公共卫生知识。
立法就一劳永逸了?
此时,针对污染源,社会掀起了一场更大的讨论:工厂和家庭,哪个是更大的污染源?化学家查尔斯坚持家庭煤炉制造的硫酸和黑色烟尘不到大锅炉的1%。《自然》杂志则认为:烟主要是家庭火炉引发的。1881年的一场“烟”的展览则把讨论推向了高潮,展览不仅聚焦烟的危害,更是展出了一系列的防烟设备,包括工业锅炉、家用火炉、壁炉等。组织者相信:一旦人们获得了这种信息,他们就会理性行动,采用污染性最小的技术。组织者断言,没必要依赖那些行动时胸怀社会利益的人,单单利己主义就会引领人们选择最洁净的技术,因为烟是被浪费的燃料。可惜后续的发展并不像组织者想象的这么简单,或许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和技术的不成熟。总之,到了1900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那种认为追求私利不可避免地促进社会利益的观念,转而需求中央政府的立法管制。
1863年《碱法案》的出台可谓是众望所归,它创造了世界首个全国性环境管制法案,虽然最初的权限仅限于(碳酸钠)的制造。立法的过程虽然艰难,执法同样难以一劳永逸,比如法案规定黑烟量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公害,为了逃避罚款,很多被告辩称,自己制造的不过是深褐色。加之执法官员与工厂主沆瀣一气,更有甚者官员自己就是制造污染的工厂厂主。个人利益还不是执法的唯一障碍,即使有责任心的官员,也不愿意对一些公司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威胁要搬迁到对污染更宽容的地区。这不禁让人想起,克林顿在1992年与老布什大选时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
转移污染
19世纪晚期,更多人开始相信,煤烟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他们认为技术带来的问题,只有技术可以解决。他们开始搜寻替代能源和热源。其中电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另外还有煤气和焦炭。煤气和焦炭属于在消耗时无烟,生产时却是非常肮脏的能源。他们只不过将一种环境转移给了另外一群人。高温碳化煤炭获取煤气或者焦炭的过程不仅污染空气,还污染水和土地。如今,在英国,前煤气厂厂址至少有2000个,被认为是最有害,分布最广泛的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来源。
惨胜污染
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让漂浮的烟遮蔽城市,以免敌方飞机发现特殊目标,英国政府鼓励家庭采暖采用“含有碎块的煤屑”,导致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场大雾,4000多人死亡。
这场致命的大雾最终导致《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法案强化了对工业排烟的限制,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停止使用煤炭。法案制定委员会认为,尽管住房和商业建筑每年用煤不到20%,但由于燃烧效率不如工业火炉,制造了45%的烟。法案的推行依然充满坎坷,好在北海天然气的发现让英国没有了后顾之忧,20世纪七八十年代,煤炭工业的崩溃和煤矿的纷纷倒闭则间接帮助英国建立了国内最后一批无烟区。
一切才刚刚开始
尽管《洁净空气法案》让英国摆脱了厚厚的煤烟云,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名称所包含的那样,兑现他的承诺,对煤炭燃烧问题的关注让人们忽视了来自其他源头的污染,例如机动车。
也许拥有数百万家庭和工业的大城市,围绕煤炭构建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想真正应对污染,仅仅知道过去有什么物质进入了环境,进入了多少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让污染得以存在的人的态度、意识形态和观念。
这构成了空气污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