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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1848》第四章

布朗基曾是共和派里最具献身精神的一位， 1839 年，因起义失败，他曾与阿尔芒 · 巴尔贝斯一同被判处死刑。拉马丁和维克多 · 雨果还为此发起了一次公开集会抗议，最终布朗基获得减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布朗基在 1881 年去世，共服刑 33 年，人们送其外号“监禁者”或“囚犯”。而在 1848 年革命爆发时，他还在布卢瓦遭受监禁。一经释放，他就去了巴黎，建立了“中央共和社”，旨在发动起义，促成社会革命。

如果说 1848 年的哪一天是欧洲的转折点，那就是 5 月 15 日。除了巴黎的“红色”浪潮，维也纳也爆发了起义。在两场起义中，激进派都试图进一步激化革命，但都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出于对激进派的恐惧，那不勒斯出现了反革命活动。在这种恐惧背后，其实对革命在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依旧不会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激化更多社会矛盾的担心。

选择新的政治自由，还是为了保全性命、保护财产、保卫自己的团体而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大多数人都选择牺牲自由，换取安全

临时政府施行了一些政策，希望能够切实缓解工人经济上的困难，但一来这种回应相对于工人所受的苦难力度显然不够，二来左翼的目标更加远大，对此并不买账。 2 月 25 日，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工场”，在公共服务领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通常是枯燥乏味的工作），希望“保证人人就业”。这项决议虽然无意引起争议，却引起了各方的不满。

6 月 20 日，制宪议会终于采取了备受期待同时也令人担忧的行动：解散国家工场，命令工人要么参军，要么去索洛涅（ Sologne ）的沼泽地。

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国家工场是二月革命少数有意义的成果之一，然而这仅存的硕果也被剥夺了。这些就是起义者粗钝的政治武器，与什么完备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1847 年 6 月，在马克思的敦促下，“共产主义同盟”成立，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成员分布在法国、瑞士和德意志。它的口号非常的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出现在其所有的宣言上。同盟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写：“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统治，废除基于阶级冲突的老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尽管工业化已经创造出了无产阶级，但他们在 1848 年还远未发展到顶峰。这就是共产主义同盟在德意志，甚至法国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的原因之一：这世上还未出现一个充满凝聚力，懂政治而又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进行新革命。德意志和法国的工人并不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而是在小型作坊工作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他们想保持这种现状。他们技艺熟练，有独立的愿望，而且正竭尽全力对抗工业化进程。

手工业者并不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是想通过传统的方法，例如通过手工业行会或是工会设定工艺标准、管理行业准入许可、建立工匠之间的团结感。因此，头脑清晰而又识字的工人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发现什么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东西。

9 月危机使德意志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走上保守的路线。法兰克福现在处于戒严状态。

真正的权力不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自由派政府手中，而是在各个邦国及其君主手中，君主们仍然掌握着服从于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明了。

在维也纳，风头开始转向支持保守派。同时在布拉格，反革命已经成功。捷克和德意志之间的种族冲突也让捷克城市中的紧张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产生了社会主义式的阶级意识，捷克工人将自己的愤怒与绝望宣泄到更为传统的替罪羊（尤其是犹太人）身上。 6 月 3 日，纺织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很轻易就被军队驱散了，市政府也因抗议者的“盲目固执”而对其施以严惩。

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看着事态发展，内心都感到忧虑。前者实际上是想一石二鸟：在反对革命，决心粉碎自由主义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加强俄国在各公国的影响。俄国长期以来一直抱着拿下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 Strait ）的野心，因为这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东地中海出口。

5 月 15 日，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斐迪南二世用火炮、步枪和刺刀重展王室权威，新生自由主义秩序就这样被慢慢地扼杀在摇篮里。

现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都十分震惊，所以如果能确保恢复社会秩序，他们甘愿牺牲一些来之不易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与权威力量渐渐相互配合，工人则日益与激进派联系在一起， 1848 年革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致命的两极分化。然而对自由主义秩序而言，更危险的是社会分层或多或少地与种族差异结合在一起。这种致命的组合有效地煽动了中欧和东欧的农民， 1848 年农村人口给予了反革命势力相当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