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有典有册”：探寻夏文字与夏书
翁卫和
夏书“有典有册”与三星堆之谜
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零星而神秘。《逸周书》记述夏府“有典有册”，意味着夏人曾保存过制度和历史文书。然而，考古学界长期认为夏朝没有留下文字，《二里头遺址》的出土文物也未见系统书写。这种观念受到“中原本位”的影响，认为文明和文字一定源自黄河流域。随著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考古界意识到：夏王朝早期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可能在西南，夏文字也许已隐藏在巴蜀文明的符号系统中。翁卫和提出要以“三证合一”——考古发掘、文献记载与图像符号——共同论证华夏文明的真正源流，防止夏文化被殷商甲骨文“最早”的标签所遮蔽。
一、现有夏文字探索的误区：三星堆真的没有文字吗？
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没有系统文字。四川经济日报刊文指出，三星堆出土器物上只发现少量不规则符号，“多为一器一符号”，并非类似甲骨文、金文那样成体系的书写。文章进一步引述学界观点，认为这些符号是文字的前身，三星堆文明在发展成象形文字的过程中突然衰亡，因此没有形成系统文字。这种观点虽然解释了三星堆符号的零散性，但仍然将“文字=甲骨文”视作前提，忽视了文字起源可能具有多样性和早期阶段性。
翁卫和强调，不能用出土的已成系统的甲骨文作为唯一参照来否定夏文字。他提出夏人“有典有册”的记载应当与四川地区出土的大量刻画符号及“未知文书”联系起来分析。夏文字的早期形态很可能是象形与符号组合的图语，例如巴蜀图语、刻划符号等。这些符号构成的记事系统在夏前及夏早期可能已经出现，只是演化为后来完全抽象化我们所无法认知的文字。因此，“夏文字不能被殷商甲骨文所掩盖”，需要结合考古、文献和符号学、新文字重新界定文字的标准。
二、巴蜀图语与夏早期符号：考古学证据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指出，四川、重庆、湖北东部等地发现了一种“巴蜀图语” （或称巴蜀符号），其起源可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早期。在三星堆一、二期陶器上，出现了高柄豆圈足上的“眼”纹、陶盉上的“贝”纹等刻画符号 。文章认为，这些图语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出现，经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相对成熟 。巴蜀图语实际上是用不同图案组成组合来记载事件，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刻有戴冠人首、鱼、鸟等图案，就是一组记事图语 。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圭上雕刻着大山、人物、牙璋、手、象牙等图案，应该记录古代蜀人的治水活动 。这些刻画符号表明，三星堆人已开始通过图案组合来记录信息，形成了图画与文字过渡的“图语”。
巴蜀图语的另一特征是兼具象形和抽象两种形式：一种是强烈图案化的象形符号，如“手”“花”“鸟”等；另一种已经摆脱象形特征，呈现线条化、书面化的形式 。图语的组合通常由二到七个图案组成，常见符号包括“手”“花”“鸟”“虎”“龙”“眼”“人头”“山”等 。这种组合性和多义性与文献中所说的“典册”相吻合，说明巴蜀图语可能就是夏文字的一种形态。
三、图像学解读：方位符号与夏文化的宇宙观
最新发掘的三星堆高柄豆底座刻有一个弯弧包围圆点并带弧线的符号，被翁卫和解读为“南”的标志。类似符号在多件陶器上成组出现，配合其他刻符，可组成东、南、西、北四方的标记。用户提供的图示中，每个方向对应一个形符：例如南方用眼状圆环，北方用人形或人面符，东、西则用几何符号或鸟形符号。方位符号与四季祭祀观念密切相关，暗示三星堆人具有以四方和四时为核心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祭天祭地、崇拜“四岳”的信仰一致，说明三星堆符号很可能是夏文化体系中的记号。
结合巴蜀图语，可以对一些三星堆器物的刻画符号进行解释：
• 高柄豆底座上的“南”字：其形似鸟目，弯弧代表天空，圈内圆点象征太阳，符合南方朱雀—太阳崇拜的意象。
• 石质方玉上的组符：中心为圆圈与弧形，可能表示祭祀或祖灵；周边则刻有方形形符、鱼形符、眼形符，象征四方、祭山、祭水。组合成完整的祭祀文本。
• 其他符号：如眼纹、贝纹、大山纹等，与巴蜀图语常见符号一致，具有记事功能。
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对比、组合和解读，可以看出三星堆符号并非零散刻划，而是内在完整的符号系统，与早期夏文化的宇宙观和祭祀制度一致。
四、文献学线索与夏文字定位
《尚书》《逸周书》多处提到夏王朝具有文字和典籍。《尚书·多方》云：“禹锡玄圭、奉羲、终各厥官”，说明夏政权已有礼器铭文；《逸周书·世俘解》亦称“夏府有典有册”。如果认为夏朝没有文字，这些记载难以解释。翁卫和据此提出，夏文字应当存在，而且范围很可能不局限于中原。他认为巴蜀地区在夏启王朝时期成为重要政治中心，“西夏”“西邑”等称谓反映了殷周视角下对夏王都的记忆。三星堆作为古蜀王朝祭祀中心，很可能是夏早期王室的都邑之一。这里发现的巴蜀图语、宇宙方位符号和玉璋金杖的组合，正是夏人典册的遗存，只是形态与甲骨文不同。
五、为何要寻找三星堆的夏文字？
1. 打破甲骨文“最早”的局限
传统观念将甲骨文视作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这不利于认识到文字发展存在从符号到系统化的过渡阶段。发现三星堆夏文字意味着中国文字史可以再向前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根据巴蜀图语的考古年代，其萌芽阶段可追溯至距今约4000年 。如果将其与夏王朝对应，则夏文字的出现早于殷代甲骨文数百年。
2. 重构华夏文明的地理框架
界定三星堆为夏早期王权中心，将突破“中原本位”，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并存、南北互动的。在这种视角下，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不再是殷文化的附庸，而是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夏王朝在南方建立王都并通过文字记事，随后北传至中原，形成甲骨文体系。
3. 促进考古学、符号学与文献学的交叉研究
寻找夏文字需要考古学者重视刻画符号，符号学者构建字形演变体系，文献学者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相印证。翁卫和提出的“考古—文献—图像”三证合一方法正是这种跨学科合作的典范。
4. 丰富夏文化的历史叙事
如果确认三星堆存在夏文字，则夏王朝的历史不仅限于禹、启、桀等王系，也包括巴蜀地区的王族与祭祀活动。夏文化将展现出多样性：既有禹贡中记载的洪水治理和分封礼制，也有古蜀文化的鸟图腾、英雄神树和复杂祭祀礼器。这将让夏文明的历史更加立体。
文明多元起源的新视角
三星堆目前发现的刻画符号和巴蜀图语表明，夏王朝并非没有文字，而是其文字形态不同于殷商甲骨文。文献记载的“夏府有典有册”得到了巴蜀图语的印证。根据中国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巴蜀图语最早出现在三星堆早期陶器上，约始于距今4000年前 ；它们以图案组合记录事件，反映了巴蜀人的祭祀和史事 。四川经济日报指出，三星堆出土符号虽然零散，但被认为是文字的前身，三星堆文明在发展象形文字的过程中衰亡。综合考古、文献和图像证据，可以推断：
1. 三星堆刻画符号构成了夏文字的雏形，与巴蜀图语相通；
2. 夏文字在巴蜀先出现，其后北传中原，演化为甲骨文；
3. 三星堆是夏早期王权中心，其礼器和符号体系影响了中原的礼制和文字。
认定三星堆“有典有册”，不仅能解决夏文字的困惑，也可构建起夏文化南源北传的框架。这一认识将深刻影响华夏文明起源的叙述，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提供新的实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