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室兼小书房的案上，重重叠叠堆着时不时会去翻翻的书。其中有张中行先生的三本《负睻琐话》，谈人谈事，以及一些地方的变迁，甚是有趣。作为北京大学“燕园三老（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之一，张先生基本活了一个世纪。遇到的事、见到的人、可圈可点的实在是多。
人活的长久，又不失记忆，会学习、会思考，自然会留下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东西。张先生写的书借负睻一典为书名，谦虚的紧。
负暄典故出自《列子·杨朱》，说宋国一农夫家贫，买不起貂皮大裘，只好常年穿麻絮衣过冬，发现晒太阳可避寒取暖，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申请专利，献给皇上以求赏赐。打此后，“负日之睻”成为见识浅陋的寓言。
人活世上，就是从一张白纸到写满故事，从天真到成熟的过程。没有踩过坑的成长经历算不上完美。许多人和事，即便给他说了，人家未必肯听。记得有一年，老同学告诉我，她的女儿狂热爱上了一位长相酷似周华健的男孩，男孩没有固定工作，缺少进取心。经验丰富的父母一眼洞穿，坚决反对，甚至用断绝母女关系威胁。女儿不为所动，干脆不回家，悄无声息与男孩结婚了。
当时在场的同学几乎众口铄金，只有我鼓掌。老同学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你女儿必须要去交的人生学费，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几年后，老同学的女儿离婚，把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丢给母亲，自己外出打工赚钱去了。
青春路上，迷雾重重，有生理性的追求，有功能性的追求，未来和时间方可给出答案。
我情窦初开的时候，听到一段故事。说的是“文革”后期，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分配到一所地处西南的核物理研究所。小城没火车，也没出租车和公交车。研究生下了长途大巴，提着一大堆书籍行李，正在发愁，来了辆板板车。拉车的是位年轻体壮的女汉子。车站在岷江边张公桥，研究所则在大渡河边，要穿过两条河流各走一段，几乎穿越整个古城。一路上，研究生与拉车的女师傅相谈甚欢。到后来。研究生走累了，拉车的师傅让研究生坐上板车，连同行李一同拉到地处山沟里的585研究所。
后来研究生和拉板车的女师傅结婚了。
讲故事给我听的人，是我自己认为的初恋说的。初恋比我大两岁，高中毕业后因为父母身边只有她一人（有个哥哥，好像在陕西工作），按照政策可以不用下乡直接安排工作，分配去了搬运站。开始就是拉着板车满大街运货。
初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反复讲双方文化结构差异，拉车的女师傅小学读了三年，连高小的门都没见过。双方结合属于生理性喜欢，长久不了。初恋又把话题转移到我和她，说我们的认识就比较高级了，属于功能性的。那时我刚十七岁，高中毕业，对于男女之事一脸懵圈。所有的性启蒙知识停留在高中同学邹伟给我传阅的《少女之心》手抄本上，恼火的是那手抄本字迹潦草，许多关键的地方错字连篇，比如说女生尼娜洗澡，上一页开始脱衣，下一页就不见了。明显是被上一个阅读者撕去独享。
认识初恋是在建筑工地打散工，就是挑砖抬石头。她显然比我成熟，她家那时住在陕西街和县街交界处，距离水西门很近。她家有几本集邮册，皆是没使用过的成套的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邮票，记忆犹新的是千奇百怪的蝴蝶🦋邮票和京剧名家梅兰芳的记念邮票。更吸引我的是她家阁楼上藏着许多经典的文学名著，以俄罗斯和苏联作品为主。每借我一本，限定时间交还，再借一本，处于知识荒漠的我，干渴中灌溉了多少生命的积攒。后来等我熟透了，才懂了你认识什么人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子。
就是在那段整个国家皆文化沙漠的岁月，我遇见了文化的甘泉。认识了俄罗斯的安娜·卡列尼娜；特别是读屠格列夫的《父与子》，乐山古城的冬天冷浸骨中，我和妹妹在一个盆里烫脚，我一边烫脚一边看书，不知什么时候家里人都进入梦乡，烫脚水已经冷到刺骨，我全然不知，沉浸在小说的情节中无法自拔。看到巴扎罗夫爱上贵族寡妇奥津佐娃，遭到拒绝的时候，我也一起伤心、绝望。
后来下乡当知青，她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来生产队看我，晚上她住在我的房间，让我锁上门去与隔壁知青同住。一夜无梦，第二天太阳升起，被同房子的知青叫醒，“你家的客要拉尿，让你去开锁开门。”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发信人没有留下地址，仅内详二字。打开信纸，就一行，你喜欢的女人另有主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建立的婚姻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一如那个时代的特色，拉车路上建立了超越同事间的友谊。拉板板车一般是两个人，力气大的拉中杠，力小的旁边拉“飞蛾儿”，似乎如她当初对婚姻的看法，停留在生理性的阶段。不久，“四人帮”下课，大地回春恢复正常，曾经让我神魂颠倒的她去考学读书然后教书。有一年回故乡，我的小表妹告诉我，她的班主任告诉她，差一点，班主任就成了表嫂。
至于那封落款“内详”的信，是初恋的闺蜜写的。看来这世上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出卖朋友秘闻的，近水楼台首推闺蜜；生意场上的犹大，大多是“朋友” ；至于单位办公室暗斗，利益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潜伏的犹大。
反腐倡廉中的东窗事发，根源都来自最亲近的人。还是老祖宗说的好，祸从口出，逢人只说三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