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我们全家七口人一直住在两间半草房里。
当时大伯、叔和我父亲三家住在一个院子里。据父亲讲，我家的房子，在他当小孩时就有，房子的墙大部分是土垛成的，只有地基上面一尺高的跟脚用的是老砖，砖已经年久风化，手一摸就掉渣。房顶是用麦秸杆铺的，早已炭化，黑褐发脆，一块块深深浅浅颜色不同，这是不同年代修缮的痕迹。
我家西边一间靠屋西山和屋北山摆两张床，是父母和孩子们的卧室。中间一间是堂屋，中间摆着一张方桌，两边各有一把椅子，地上摆着妈妈的纺车。窗下，盘着一坐煤炉。东边的是半间房子，住着奶奶，奶奶已经卧床不起。屋子西间梁上边部分，是用高粱杆编织的“帛”搭的棚，棚子上面又可以放些红薯干、玉米或其它家里不常用的东西。因为屋子连住带做饭，里面几乎没有下脚的空间，房子的墙壁和顶棚，被烟熏得乌黑一片。
记得那时最怕下雨和化雪。每当这时，屋里到处漏水，有一、二十个处。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四处找容器接水。一会儿，屋里就摆满了各种能接水的盆盆罐罐。有时雨天，父亲还会小心翼翼地爬到房顶，用塑料布盖在房顶上，再用几条两头拴着砖头的绳子把塑料布压上。
随着我们姐弟几个的长大，房子根本挤不下七口人。父亲希望能划一片宅基地，盖一座新房。这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梦想。为此父亲努力了十来年，我不知道他找过多少次村里的干部，也不知道父亲说了多少好话，更数不过来妈妈为此哭过多少次。
1976的夏秋之际，家乡下起了连阴雨，村里池塘外溢，街道变成了小河。我家的房子在一个雨夜坍塌了，全家不得不借住在邻居家的一间旧牲口屋里。农历1977年春节过后，队里终于把老宅后面那块地，划给我家当了宅基地。
那块地原来是块空地，坑凹不平，有很多村民的红薯窖，父亲和姐姐利用工余到几里外拉土，把宅基地垫平大约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父亲是我们这里方圆十几里闻名的泥水匠，手艺好，懂预算，人实诚。本村和附近村子好多家盖房修屋，都会来找他帮忙。这次，父亲终于要为自己家盖房子了。
从打算盖房算起，父亲就从一分钱、一条椽子、一块砖开始，一点一滴积累。每一根木头，父亲都要把它们放在屋子里最不易被淋到的地方，在四周严严实实盖上塑料布。农闲的时候，父亲不是用刨子刨平那些椽子，就是用刀子在砖上刻出各种花样来，涂上色彩鲜艳的油漆，用来装饰将来的新房。原来出自父亲粗大的手里的花，也可以开得那样绚烂。 为了省钱，父亲自己在工余打坯、烧窑，盖房子用的几万块砖，他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打出来，晒干，垛起来。每到下雨前，父亲总是跑到窑场把坯垛盖严实，以防被雨淋坏。后来又装窑、烧转，几万块砖装装出出，干过那种活的人都知道，那种强度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盖房用的几千块八砖，也是父亲用工余时间一块一块加工的。我至今仍然弄不明白，在那艰苦的岁月，人连基本的肚子都糊弄不住，我那精瘦的、罗锅腰的父亲，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做这一切。夏天光着弯曲的脊背，脖子上搭一条满是汗臭味的毛巾；冬天十个手指头裂着大大小小的口子，满手粘着胶布。为了选一根好的房梁，父亲转了很多集市，终于看中了一根木材，那人要的很贵，父亲没有那么多钱，就一直跟人家说好话，说先给一部分钱，让人家留着不要卖给别人，后来跑了几趟，人家才同意。
农村盖房都是要选吉利日子开工的，老家叫“看好儿”。正式开工前，父亲找来一帮村里的年轻人，喊着打夯号子，用了两天时间，把盖房的地基打得结结实实。开工日子是1978年7月6日，那天刚好是县中学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招生考试，我跟父亲说要在家帮助盖房，不想参加考试，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早上，村上同学叫我我去公社参加考试时，父亲和母亲早已起床，母亲烙了一个大葱油饼给我做干粮，父亲早去了新房那边。我和同学刚走出村口时，背后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新房动工了。这天的鞭炮声也成了我离家的送行的炮声。
第一天考完回来，房子已建到一人多高，村子里来了几十个人帮忙，有附近村子和父亲经常一起盖房的老泥瓦匠，也有不少亲戚。有的垒墙，有的和泥和灰，有的上砖掂泥、还有做木工的，父亲显得特别地兴奋，四周转着，嘱咐大家注意事项，并不停地递烟，招呼大家休息。母亲和姐姐也打着下手，一会儿给人倒茶，一会儿帮助做饭。
1978年7 月8 日，房子主体竣工。剩下还有清理外墙、铺地平、粉跟脚、粉墙等很多杂活，为了节省费用，父亲领着家里的人零碎干了半个多月。最后，镶在房子四个角和房前檐下的花砖，父亲又特意用彩色油漆刷了一遍。 这是父亲一生的杰作。
可惜这座房子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2000年，村子上很多人家都盖起了楼房，弟弟也准备把父亲盖的房子扒掉，在原址盖一所两层的楼房。几次和他商量，父亲老说房子结实着呢，才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吐口。扒房那天，我回到了家，见父亲坐在院子里，眼光和表情交织着复杂的情感，我知道父亲内心一定有许多不舍，也许还有失落、对弟弟的生气，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叹息，以及更多对新房的期待。
几个月后，父亲在弟弟的新房中安静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