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由契丹族建立，建国于907年，覆灭于1125年，历时两百余年。其疆域最广时东至于海（渤海），西至金山（今甘肃民乐县南），暨于流沙（泛指西北沙漠地区），北至胪河（今蒙古的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新城县东北的白沟河）。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将辽阔的中国北疆之地统一的朝代。辽国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展现了契丹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北宋与辽、金等政权的并立，为汉族与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辽朝的统治者为适应其统治范围内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的不同步性，在上层建筑领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核心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为此，辽式家具深受汉文化影响，向高型发展。无论是北京辽墓壁画中的开光圆墩形象，还是内蒙古昭盟辽墓中的木桌，都可以找到辽代家具向中原学习技艺和造型的影子。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了木椅，通体高度为50厘米、座面高度为22厘米、椅面33.5厘米×36.5厘米；云板足木桌，高度为22.8厘米、桌面为32厘米×68厘米；围屏状雕木床，通体高度为72厘米、床面为112厘米×237厘米。
总的说来，辽式家具比北宋家具更粗壮、更厚实。木坐椅是在吸收北宋椅子形制的基础上，兼顾席地而居的传统制作出的低矮家具，同时，辽式家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围屏式雕木床的前足板与木椅前腿横张掌板上的装饰图形就特别具有代表性。
金是东北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起来的政权，女真也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活动在东北地区，公元1125年灭辽。金式家具的形制、特点与南宋极为相似，可见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之巨大。就品种而言，金代家具与两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山西大同阎德源墓、山西襄汾县南董墓就出土了一批金代家具。其中有一供桌，长为79.5厘米，宽为53厘米，高为72厘米，桌面四角45度格角榫攒尖做法，腿与横掌相交处有牙子支撑，既美观，又实用。炕桌是金代家具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品种，这也许与当地寒冷的气候有关。其形制与桌案相似，只是尺度略为低矮，用料更为圆浑粗朴。从出土的家具来看，金代不但向宋代学习家具的形制和工艺，而且同时起居生活方式实现了垂足而坐的巨大转变。
元代灭掉南宋，彻底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实现了民族大统一。政治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大大增强。尽管元代在物质、文化底蕴方面无法与两宋相比拟，但各民族的杂居、交流为元代家具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山西文水北裕口元墓壁画《备餐图》中绘有一个抽屉桌，一个大容积的抽屉位于桌的上部，抽屉面上有花形装饰，三弯脚，桌腿连带托泥。另外，山西大同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制长方桌上也有抽屉。与宋、辽、金时期的同类产品相比，抽屉的使用使其功能明显增强。
桌面四周均向里缩入也是元代桌子的一个特点。元代绘画《冬室画禅》、《秋庭书壁》里的桌子都是这样。在宋代交椅的基础上，元代交椅的圆形搭脑演化成圈背，可折叠的演化出固定式（也有可折叠式），为明代圈椅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元代交椅常常镶金嵌银，华丽富贵，象征使用者的地位和权势。
元代的大部分家具与前代风格基本一致。山西大同冯道真墓的壁画中绘有一个六足盆架，与白沙宋墓壁画里的曲足盆架十分接近。元代画家刘贯道在《消夏图卷》中描绘的榻、桌、屏风、足承等家具的风格与前代基本一致。元代家具承袭宋金的情况，在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的永乐宫壁画中也能看到。
元代虽然短暂，但它在家具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是宋代家具的继承者，又是明代家具的奠基者，从而成为家具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