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权力不断受限，国家的借债行为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专门负责为国家借债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幼年期的央行。有了央行就多了一个选择，不必遇到紧急情况（尤其是紧急战事）就跪求银行家了，至少不必那么被动。最早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并不是日后的银行中的银行，也没有最终贷款人的职责。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英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债，英格兰银行帮助英国政府向所有愿意借钱给英国政府的人借钱（债主中也包括宿敌荷兰人，荷兰人为了挣钱和能死敌做生意）。英国海军不断南征北战建立日不落帝国，用战利品偿还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日不落帝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圈，为英国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英格兰银行功不可没。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打仗是挣钱的买卖，如果打赢的话，就由战败国偿还债务了。如果打输了，国家会用税收偿还债务。理论上，只要英国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断增加税收，慢慢偿还上债务。所以，对当时购买英国国债的人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购买国债的。因为国债有最低发行面额的限制，所以靠工资吃饭的人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再说这些人往往现金流不稳定，手里就是有几个闲钱也要应对不时之需。手中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往往是大资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购买获利稳定而丰厚的国债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羡慕不已，积极游说国会效法英国：“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这是汉密尔顿的说法，他代表商业集团、投机者、航运商和银行家等极端保守者的利益。很显然，如果美国成立类似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央行并发行国债，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将成为获益者。但是事物总有两面，也应该听听从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人的说法。

马克思对国债的评价是：“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悠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

对当时的资本家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借给英格兰银行，用于购买国债，不需劳作也不必承担风险，每年就能稳稳当当地享受8%的利润。需知，当时的货币是实实在在的黄金，而不是经常贬值动辄负利率的价值符号。这是天上掉馅饼啊。

借钱要还，如果国家打算以后继续融资的话。不过，国家的收入来自民间的税收或者战利品，所以国家的债务从来不是自己偿还的，社会顶层的利润必然对应战败国的损失或者本国居民的税负增加。抛开战败国的损失不说，本国居民的税负成为购买国债者的利润。

由于当时的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而不是对少数人拥有的巨额收入和财产课税，最终的绝大多数负担必然要由社会全体成员承担。于是，购买国债者只是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而承担税负的是全体居民。这是一种剥夺全体居民补贴少数人的行为。

羊毛出在谁身上，干什么用，是关键。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行为对社会财产有再分配的作用。控制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把收益向自己倾斜，把负担转移给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级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税负，从被统治阶级身上刮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补贴统治阶级。当大多数人因为财产限额等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没有发言权或者权重很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自然不会有人关心。由统治阶级委员会决定的开支方向和征收的来源，必然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这是无需证明的。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行为，必然有利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然后向全民征税还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利用税收补贴社会顶层资本家的现象：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利息，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买了出去，社会底层支付了国家借债的开支，压缩了生活消费。

至于这些国债开支对应的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匀地惠泽全体纳税人，还是只惠泽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经济学一再宣扬“公共”财政的理论，财政就是大家出钱办大家的事情，国家的开支满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顶层获利更加丰厚。一般来说，社会底层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依靠。对顶层来说，这些要求早已解决，公租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公共福利远远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档次。一个年入百万美元的人不会住公租房，他们往往有自己专门家庭医生和教师。再说，解决住房、医疗和教育，显然不利于那些控制这些资源发大财的人。最终的选择的则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扩张性的战争，这样才能赚大钱。美国政府可以不惜巨资攻打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却吝于出钱真正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宅和医疗问题。抛开可以获得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不说。各种宏大建设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议会中有发言权的阶级。

所以，同样是建立央行发行国债这件事情，汉密尔顿和德维特极力赞美，马克思则极力贬斥。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一方是被补贴者，一方是被剥夺者，自然对这种“补贴+剥夺”的模式看法尖锐对立。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反而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