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1日。这意味着2020年在世界性的忙乱混乱杂乱慌乱中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加拿大的疫情还没控制住，美国也还没有，很多国家都还没有。中国除了一方面控制反向输入，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无症状传染者，严防卷土重来。昨天看到附近的儿童游乐场拉上了封条，今天邻居群里有住在游乐场边上的人发了张照片，有警察在那里驱散几个打篮球的半大孩子。今天多伦多市长说了要继续封闭12周，特鲁多总理在讲话中把当前的局势形容为加拿大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全民动员，可见事态之严重不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两三代人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做好自己该做的保护和隔离，生活总是还要继续下去。

生活继续的一个标志就是人们到了什么时候该要做什么时候的事情。比如4月1日，往年每到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圈总有很多人在纪念张国荣，今年却很少。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过去得太久，还是我的朋友圈已经不再有兴致去安放那个逝去的青春。毕竟已经17年了。

17年前的今天，我在尼日利亚工作。巧的是，那年的4月1日我也刚好在禁足，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离开住所。在中国，那段时间让人们感到恐惧的是非典，而因了山海之隔，尼日利亚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让我主动居家不出的是一件若非亲身经历任谁也不会相信的事情。

尽管落后，2003年的尼日利亚也已经是一个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国家，即便农村和偏远地区还存留着比较原始的风貌，但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完全是在现代文明和法律的框架下生活。可是就在2003年，我当时所在的大城市拉各斯发生了一件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事。当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虽然部落领袖已经从法律上失去了政治地位，但在民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人口多经济实力强大的部落。拉各斯就有这样一个部落，其首领是一位土王，比一般的酋长地位要高。3月，土王去世，部落的其他高级领袖坚持认为他们必须按照传统习俗来安葬这位德高望重的土王，祭礼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有25个人陪葬。虽然是传统习俗，但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牺牲自己，于是暗杀的恐怖气氛就在这座西非最大的海港城市中蔓延开来。还记得那时候中国领事馆隔三差五给我们打电话来通报警方的最新情报，叮嘱我们没事不要出门。跟现在我们每天盯着确诊人数的曲线一样，那时候我们每天追踪被暗杀的人数，很不道德地但又无可奈何地希望25 人这个数字快点到，以减少自己成为那个倒霉蛋的概率。

已经不记得那次有规模的暗杀活动最终让多少人丧命，但葬礼的日期总算在我们的胆战心惊中过去了。可事情并没有完，囤积粮食继续紧闭门户的风浪才刚开了个头。尼日利亚自独立以来，几十年中一直是实质上的军政府，1999年才举行了第一次非军方控制的大选，2003年五六月间将举行第二次大选。从二三月份开始，除了为土王陪葬的暗杀活动，政局也十分动荡，不断听到反对党领袖被刺之类的新闻。有经验的当地人纷纷预测各种示威、骚乱在此后几个月会愈演愈烈，因此继续居家“隔离”是唯一的应对之策。作为一名销售人员，我的工作还得继续，该见客户还得去见，不可能真的足不出户，印象中晚上请客户吃饭倒是少了很多，客户也不敢轻易出门。

今天因为想到张国荣，所以想到17年前的那些事。两相对照，不免觉得滑稽——虽然原因不同，但居家不出竟是一样。那么，既然熬得过那一次，自然也熬得住这一次，何况如今的条件总还是好了很多，那时候经历过的暗杀和动乱对生命的威胁远不是今天的病毒可以相比。

既然如此，生活总还要按照本来该有的样子继续下去，哪怕打了折扣的快乐也比无谓的过分焦虑要好。

今天上午得了点空，趁着天气好，跟小姑娘到户外玩了半个小时。游乐场不能去了，只好在院子里玩。院子一侧有两棵大松树，之间的距离刚好够挂一张吊床，小姑娘常把它当秋千摇。这两周整天在家，吊床也玩厌了，她于是把她在家里玩的那些小玩偶搬到院子里，带着她们“野餐”。小女孩过家家的玩意，我实在参与不进去，只好躲到一旁，想在吊床上安静一会儿。刚躺下，小姑娘就跑了过来，要跟我挤在一起。

原来这是她新发现的“宝藏”。小姑娘最近迷上了迪斯尼电影《阿拉丁》里面的歌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两首，阿拉丁带着茉莉公主乘坐魔毯时两人对唱的那首"A Whole New World"（全新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她把吊床当成了魔毯，我自然就是给她配戏的阿拉丁。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我能带你看世界）小姑娘瞬间入戏，趴在吊床的一头，像个公主似的把身体挺起来，探着头唱了一句，回头招招手示意我唱。

“什么意思？”我对情节和歌曲都没她那么熟。

“该你唱。”

“我不会。”

“那你跟我唱——I can show you the world。”唱完她又对我招招手。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我跟着她唱。

唱了一会儿，小姑娘兴奋得咯咯大笑，笑声也把我的心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不知道是不是歌声的力量，吃过午饭，门外来了包裹，两个沉重的纸箱子，正是我在等候的书。我写我家小姑娘故事的文章最近结集成书出版了，我还没拿到样书。出版社在西班牙，印刷却在美国。远在西班牙的编辑本想收到样书看过之后再给我寄来，因为疫情航班减少，从美国到西班牙的包裹很长时间都没收到，只好直接从美国发货给我。疫情期间的包裹也得谨慎对待，书在盒子里已经待了好几天，应该是安全的，盒子上却说不准会不会有病毒。于是我在门外拆开外包装，举起盒子端到门口，太太伸手从盒子里面直接把书取出来拿进屋里，我出去把包装盒扔掉，再进门洗手。

“给你看，”太太把书拿给小姑娘，“爸爸的书来了。”

“看这封面上是你写的字呢。”我说。

“我可以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吗？”小姑娘问。

“可以。”

她听了就拿起书到桌子上用她的彩色笔在封面上写上了她的名字，还画了一个心。

没错，17年后的这个居家隔离的日子还是比17年前那个美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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