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心中的社交与独处

“哦，独处，惟一的至福【拉丁文说法】”，圣伯尔纳 【(明谷的)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的创建人和院长，神秘主义者，著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圣殿骑士团书》等。】如是说;不过，他不是也可以说“哦，社交，惟一的至乐【拉丁文说法】”吗?

我在想这两种说法都是大实话吧。

因为，当一个人说惟一的幸福是什么时，就像一个情人在说玛丽·珍是世上惟一的女人。

她也许确实是他惟一的女人，尽管就连这一点也不太可能，但是他这么说时，却不可能是在断言她是惟一活着的女人，也不可能是在否认每一个别的女人都可能是某个男人的惟一。

而现在，一个与圣伯尔纳观点相左的黑格尔派哲学家说:社交是他的全部和根本，他自己只是一个各种关系在此相交的无形的点，如果将他与黑格尔、他的大学、他的教会、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出版商的种种联系一一抽除的话，他将什么都不是，或者最多只是个名字和一副挂衣架——哦，对了，在此我绝没有擅自修改他对自己的本质的剖析。

可能于他而言，社交也许是惟一的至乐和惟一的现实。

但是，这并不说明圣伯尔纳的判断就是线误的。

圣伯尔纳思想高宏，心灵奇伟，而且对社交知之甚深，至少，他在长久而投入地、轰轰烈烈地体验过社交之后，接受先人们对社交所下的结论，同时，他也熟知宗教生活和独处。

因而，我自然可以认为，他对自己也一定有正确的认识，独处一定是他惟一的幸福。

这两种对精神体验的判断或坦陈虽大相径庭，却都是诚实可信的:不过问题并不局限于二者之间的这种交锋。

这两种判断所表达的不同本质由来已久，且层次不一，其中一种还可能是由另一种派生而来的。

圣伯尔纳视为至福的独处显然充斥着一种社交，那就是与三位一体的默契交通，或对圣母玛利亚的热情赞颂。

只有在陋室、酒肆，在城堡、圣器室和饭堂里的社交才是他认为要敬而远之的享乐。

隐士们所逃匿的荒郊野外一定熙来攘往着他们的幻思梦想，善察人性者可能对此早已有所预见。

折磨人的妖魔和抚慰人的天使必然会出现，因为人的社交本能是根深蒂固的。

在他存在之初的九个月，甚或几年，他都处于寄生状态:这些亲子纽带稍稍有点松弛时，他会本能地建立起其他联系，为人夫，为人父，并终生维系着这些关系。

如果他曾经在独处中找到幸福，那也只可能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达到，即将他的社会功能要求于他的关注某事的精力统统倾注于他的想像对象之上。

如果这些精力不运用，他的天性将会瘫痪，将不再有维持其精神火焰的燃料。

因此，圣伯尔纳的意思是，幸福在于用一种理念的社交来取代自然的社交，在于同思想交流而非同实物交流。

且，这种替代是正常的，是精神活力的一个标志，我们不应误将它与喜爱玩偶或叭儿狗相提并论。

玩偶并非无性情，而叭几狗亦非理念:两者只是同类事物中不那么叛逆的典范而已，他们是更易于携带的宠物。

但是，用理念社交来取代实物社交则是纯然生活在思想中，审视的是存在界的真和美，而不是它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也不是迫而于实际需要。

这所有的一切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通达幸福的惟一途径，因为一个变动不居、挫折频频、且瑕疵斑斑的世界是无法令他满意，这条道上留有古代哲人以及现代圣贤或诗人的足迹——当然,这里不是指那些现代的撰写哲学论著的人(除斯宾诺莎外)，因为这些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从不在精神上砥砺自己，从未罹遇心灵转变之苦，而是完全像其他教授们一样地活着，致力于证明一个有利于他们个人私欲的上帝的存在，而不是去寻求那个恰巧存在的上帝。

当然，这条路在其开端是艰巨的，会使肉身凡胎的行路人精疲力竭，形容憔悴;在他自己看来就像是斋戒了四十个昼夜一般，而世人也会认为他以后的生活相当贫寒清苦，相当可怕。

然而最后他通常会暗自庆幸自己走过了那一段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有些成了圣贤，有些成了诗人，有些则成了哲学家。

可是于此时此刻，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幸福会独独在这杳无人迹的理念社交中显身露形呢?如果说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不能将他的财富存置于一个变化的世界，但是凡俗之人却能在其间让他的本能欲求得到餍足，为什么这两种人不能相安无事地同居一楼呢(即便是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

不过，我确实看不出有什么根本的原因阻止他们这样。

然而在历史上，自然社交早就证明是个精神失败。

它既不能调和也不能体面地满足那些哪怕是自己赖以依附的本能欲求。

因此，哲学家们觉得不仅有必要为自己构建一个上层建筑，而且还要舍弃底层建筑——可能的话，在物质上过一种僧侣生活，在信仰上则笃信，在尘世中，除了嚎啕恸哭或呜咽哀鸣矢,别的什么都不要指望。

我们也许会指责这种绝望为不成熟，将这种逃匿于想像世界的行为称作绝望的权宜之计。

且，凡俗之人随时可能重新激发起快乐地过他那喜剧人生的愿望，并可能心思事成。

思想活跃的独处之境可能还会紫绕于脑际，但它将不再是惟一的至福。

然而然而，自然社交的不安全是更深层次的，因为自然社交本身就是个权宜之计，是绝望之际的避难所。

从其发源来看，它似乎还是一种牺牲，一种约束。

最初的灵魂痛恨秩序以及建立在秩序之上的幸福。

野蛮的灵魂痛恨公正与和平。

肚子总是在反抗着四肢。

肚子曾经是全部的全部，是一个孤零零的细胞，美滋滋地游弋于温润的液体中。

它没有各种外在器官，也没觉得需要它们。

它像植物一般过着单调平和的生活，没有噪音，没有惊慌，没有情欲，没有废话。

可是啊，那时的独处才是真正的幸福!

然而事实这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独处，一种并不稳固的幸福，是以无知为其支撑的。

那温润的液体可能会冷却，会干涸，也可能孕育出形形色色的敌人，天堂可能会顷刻间轰然倒塌，细胞会一分为二。

蒙头盖脸的微生物及时伸出触须，对其社会或非社会的环境蓦然有所知觉，是多么的幸福!

哦！我不太确定，在圣伯尔纳对理念社交的热爱之下，是不是还隐藏着一份对始初的宁静、对半睡眠状态的流连之爱，他对生物的细胞的向往，是不是也像对僧侣的禅房的渴求一样强烈。

生命，单单是活着，就是一个深邃的理想，孕育着一种可能的幸福——即原生质的幸福——的记忆。

精神社交的鼓吹者们不应无视困难。

他身上有着叛逆的物质因素，他的每一原子都坚持过自己的生活，因而扰乱他的计划，破坏他的有机体系，首先是独处的肉体失败，把精神驱入社交，然后是社交的精神失败，又把精神逐回独处之境。

如此看来，如果有人说幸福只存在于社交之中，他的格言也许与圣伯尔纳的断语一样真诚，一样实在，但却没有后者那么深刻。

因为，在自然社交之下，在它的每个成员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精心呵护的孤独，一种原初生命的不可能被彻底打破的沉睡;而在自然社交之上,也总有另一种独处—— 一片静谧而轻灵的旷野，一个理念的天堂——在召唤着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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