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说明一下，写这种读后感，类似于拆书，基本上就是搬运，无非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张宏杰先生，或者说了解一下我们身上的“国民性”存在哪些“劣根”、为什么会形成劣根。知道什么是劣根，至少不会希望别人“下跪”，更不会向别人“下跪”，更不会跑到公共场所去撒尿、丢国人的脸。那样的人，骨子里仍存在劣根性中最难根除的奴性。
前文说到了明朝。历史这条长河，一路流淌，泥沙俱下，毕竟有一定的自净能力，还算比较清亮。到了明朝，坏了，朱元璋全力以赴往河里排污，国民性由此发生了巨变。
明以前，士人不与朝廷合作，可归隐，或著书立说，或耕读自娱。到了朱元璋时代，没地方“隐”了。张宏杰写道：
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另一种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
明朝对人性的摧残，第十一章还会专门论述，本文且从略。且看张宏杰说清代：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皇帝需要奴才，然而汉臣却并不是想当奴才就能当上的，出身八旗的奴才也比汉臣高贵。未入旗籍的汉人，即便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未经皇帝许可，也不敢自称奴才，否则会遭到弹劾。汉族重臣连奴才都不如，普通百姓的地位可想而知。
说了侠和儒，再来看最能反映社会精神面貌的文学作品。
春秋时期的代表是《诗经》。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张宏杰偷懒，没翻译，来看余冠英先生的译文：
死獐子撂在荒郊，
白茅草把它来包。
姑娘啊心儿跳跳，
俏哥儿把她来撩。
森林里砍倒小树，
野地里躺着死鹿。
茅草索一齐捆住，
姑娘啊像块美玉。
“慢慢儿来，别着急！
别动我围裙，别惹狗儿叫！”
撩妹的诗，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来作为献给少女的礼物。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猎人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张宏杰这样点评：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又多么自然健康！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性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我在想，诗三百，那是孔子他老人家亲自把关，反复审查过的，这就说明那时的儒家也是一派天然，充满青春气息。《诗经》中的野性美，如今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里还有一点影子，余者全是“正能量”，纯洁得不能再纯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周海宏“沉痛”地说：
“全国56个民族，个个能歌善舞，不善歌舞者唯有汉族。全球4000多个民族，不善歌舞者，还是我们汉族。”
问题在于，从前的汉族不是这个样子。周教授说，从前形容盛世，叫歌舞升平；从前的奢侈生活，叫声色犬马；从前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汉族的不善于歌舞是后来的事，个中原因，周教授没有说。
说句偏激的话，当一个民族的自然本性被阉割后，一个比一个活得稳重，一个比一个活得正经，一个比一个活得老成，一个比一个活得不像个活人。
不说春秋，说唐宋。
张宏杰写道：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看人家李白，劝个酒都劝得如此大气磅礴，你不喝，就不是男子汉；你不喝，就枉为大丈夫。后人划拳，四季财呀，六六顺呀，一副酒鬼模样。
张宏杰认为，宋代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