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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引用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动物。人的当下行为是由其过去所塑造的。人对事件的解释方式与情绪的应对能力取决于其历史建构。适应性与惯性又使人经常不得不服从于历史建构的某种“传统”，对个体而言，若其“传统”遭遇破坏或面临“敌意”的新规则挑战，常常表现出以不适应为缘由的心理反应。而正因人本身所具备的历史性的性质，人常常忘记自己是陷于“传统”，即“有历史性的”为“无历史学的”之前提。当人们无法意识到历史建构的局限性，即成长之突破“传统”的必然性，阻力及其后果就发生了。那么减少阻力的有效方式必须以认识建构为始。此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个人建构心理学的实践意义。
乔治·凯利在《个人建构心理学》第一卷的开头就说明了其目的是将心理建构法用于临床治疗。且该著作本身出于他本人的临床过程手续。但我认为用简单的心理建构来进行自我塑造是一种同样适于普通人的“疗法”。我们都知道自己受到生存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却无法避免这类影响的片面性。凯利将人描述为科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设喻。或者我们可以说，人是参与采访者，观察者与生活史的接受者。人的生活活动，不是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地位上的选择。建构主义强调人的主动性，同时承认人的社会性，即与世界的联系。我们知道自己的观点，行为及情感受到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也不可避免这些影响。个人建构强调从人的角度理解事件，而非从事件本身。创伤与焦虑的产生源于人的事件的解释方式，因此处理它们需要的不是消除痛苦，而是转变视角。而这类转变必须通过建构的放松与收缩来完成。单方面的过度缺乏都是不可取的。会造成偏执或者精神分裂。
我们自己扮演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角色，通过自我分析得到大体的，至少是上层建构或核心建构。其次我们利用这些建构来分析焦虑或压力等产生的原因，比如某一事件动摇了哪一核心建构，或缺乏哪一类建构的解释。我们明白自己的行为由无数次的选择构成，并可以由此作出可尽量避免不良后果的选择。如果我们追溯自己的负面情绪，并发现其来源多数为某一相同建构。则可能表面我们在这一建构在偏向一极或缺乏更丰富的下层建构用于解释事件。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即发现自己认知中可能存在较大偏颇或缺陷的一域。这是一个完善自我，发展更强大心灵的方式。不同于神经分析疗法，我们不需要掌握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事实上生活中我们已经常地在做这样的工作，通常人们称其为自愈能力。但可能的缺陷是：我们在自我建构中发现建构，可能无法开发主观以外的，我们所不能自视的那部分不足。这就是个体独自进行心理探索时难以绕开的“哥德尔不完备式”的认知围墙。
面对这样的局限性，我认为试图穷尽潜意识来自我分析，突破局限是徒劳的。心理动力学界常强调潜意识对人的作用，这固然是理性的，并似乎能够解释某些被文明所掩盖的，下意识的反应里暴露本性的行为，包括意识上的及行动上的。然而用以应对日常情况却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困扰的消极状态。法律与道德将人规范成为文明的物种，遮蔽恶与野性，或使欲望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显现出来，渐渐形成一种足以构成文明社会的思维模式，使人们愿意相信，大多数人的本质是向善的。这里似乎有些偏题。但我们发现由于潜意识作用是可被掩盖的，人的头脑具有自我欺骗的功能，身体记录则更为直观。因此从浅处的生理反应入手更接近一种旁观者视角，能帮助我们走出第一步。情绪的成因是复杂的，其外在表现却是容易抓取的。这需要一定的元认知能力。最关键的一部在于起始处的观察与发现。由当下情绪更容易摸到其触发因素，因为多数情况下，当下情绪与环境的作用是最为密切的（这里的环境包括脑部环境）。借此因素思考，更能接近建构。这一过程，是我们由被抛入情绪场中的客体，反客为主，变为自我掌控的主人。
其次，社交关系是一个良好的镜面，如不陷入其中，便可以此打破自我执念，引入他者视角。古希腊哲学式的身心二元论应是偏向神秘主义的。人必须经由环境的刺激才能够扩展心灵，也必须以心理或神经为动机对环境进行作用。人作为“科学家”，不仅进行观察，更进行实验。人际关系是建构系统的天然孔隙。当我们因他人或他人因我们的行为感到困惑、不安或愤怒时，这表明两个建构系统的差异正在发挥作用，这其中就可能蕴藏着自我建构的偏颇之处。然而反传统调试须是选择性质的。若其过程造成核心动荡，则需要谨慎。在个人建构中没有正确，只有相对个体的实用性与意义。毕竟该理论是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根基建立的。
最终我们需要明确，此在的历史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积极的且无法突破。不必执着于消除传统。对未知自我的善意是一种更具潜力的认知方式。
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