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剑桥中华民国史》定义：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年－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领域则为变革与发展。

关于民国经济，《剑桥中华民国史》论述：要概述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的。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就习惯了，在始于30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向来那种水平。

中国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后者在奢侈的学校接受教育，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可以说，现代人印象中的民国，已经被过度美化成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溥仪

《末代皇帝》

溥仪在日本人甘粕和吉冈的监视下尝够了当儿皇帝的屈辱滋味，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满洲国”垮台，溥仪出逃未遂，在长春机场被苏军俘获，才结束了他丑恶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

溥仪初写此书时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因而，作为“认罪材料”，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完全不同。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部分太多”“把自己说得太坏”。此本归为灰皮本。

1983年合并组建的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凌云在1964年版1993年重印的《我的前半生》所作序写到“这种认罪过头也不是实事求是，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到战犯，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于是，1960年1月，凌云约请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李文达和刚获得特赦的溥仪，溥杰兄弟到全聚德吃烤鸭，促成了改稿，即日后全本的诞生。全本经过李文达（未署名）协助改写后，主要删除灰皮本中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自省性文字，增加了大量史实，共50万字。

袁世凯－荒唐复辟梦

辛亥革命后，清皇朝的孤臣遗老集聚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德、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登基称帝。同时宣布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1915年12月25日，前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开始。

袁在内外压力下被迫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4月18日，唐继尧等发表宣言，要求免去袁世凯大总统职务，6月6日，袁世凯死去。

袁世凯称帝，与“筹安会”的“六君子”“十三太保”关系极为密切。“六君子”指的是杨度、孙毓筠、李變和、刘师培、胡瑛、严复。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鼓吹帝制。六君子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7人，合称“十三太保”。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讲，所以历史上往往将他作为进步人物，实际上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并非民主思想启蒙，而是希望皇帝作傀儡，他则通过帝师和孔教圣人的双重身份，做实际上的元首。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便是因为赞成维新党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而事实上，他们与康有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觉得康有为“心术不够纯正”因此，“难当大任”。

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梁启超拜见了33岁的康有为。康虽然科举不利，只是一个监生，但是他以圣人自命，有宗教家的气场，可谓魅力无限；梁启超虽然春风得意，早已是举人，但遇到康有为还是为之折服，随后就拜康有为为师。此后，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梁启超都是康有为的闯将、臂膀。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流亡海外，康有为的思想还停留在君主立宪阶段，最终变为一个保皇派；梁启超则不断接受新的思想，曾经为革命党去游说李鸿章，也曾因筹款和革命党不欢而散，当过袁世凯的幕僚，又协助弟子蔡锷讨袁，最后变成一个相对纯粹的学者。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二者最终走向决裂。

《让子弹飞》

从1916年到1931年，这十五年的中国历史，其复杂程度绝对超过中华民族任何时代，乱得理不出头绪来。在这十五年中，如果有任何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在民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其后果将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历史上内战最惨烈的中原大战刚结束不到一年，1931年9月18日，发生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接下来不到半年，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喘息了5年，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