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风雪夜
文/赵韶伟
自渑池火车站到义马火车站，三十里的路程，现在人如果自驾，也不过半个小时。可在那个年代，那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与父亲，我二姐，还有我自家的四爷，怎样从渑池走到义马的，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我六岁。
渑池火车站的候车室，那时候只有一个烧大煤块的火炉，红彤彤的炉膛周围，围着一圈站着或蹲着等车的老百姓，他们的衣衫几乎都很破旧，但是每个人胸前的毛主席纪念章却格外耀眼。寒冷的冬天，烤火取暖是最幸福的时刻，虽然煤烟很呛鼻。
那年，母亲四十五岁，不幸患了肾炎。父亲是义马火车站街道卫生院的医生，对自己亲人却不敢开处方，只有带她到义马好一点的医院治病。我和二姐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到过义马，所以很想随父母同行。四爷在义马的南露天矿打工，那时候叫搞副业，挣的工资要给生产队上缴一些，才能换来工分。
从乡下到县城十里路，因为我很想去义马，所以跟着大人们，走得还算轻松。
渑池火车站是全国的四等小站，陇海铁路是一条铁路大动脉，那时是东西交通唯一的运输通道。站台上挤满了候车的，看到火车鸣着长笛进了车站，人们蜂拥般地往车上挤。父亲他们三个艰难地把母亲推进车门，火车冒着粗烟启动了，这时，还有人扒着车窗往里钻。眼巴巴地看着火车，从渑池车站哐哐当当往东远去，我的眼里急出了泪。
我一个小孩家，哪里知道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母亲明白在义马下车吗，心里想的是赶快到义马去，才能见到母亲。
冬天天短，六点多天早已黑了下来，下趟车要到明天了。我们只有沿着铁路边窄窄的步行道往义马赶。二姐牵着我的手，我只觉得肚子咕噜作响，饿得难受。
火车是靠左边行驶的，往西的在南，往东的靠北。借着来来往往的火车灯光，父亲在最前面带路，四爷在后面保护，我们走得很快。生怕错过那束光线，黑灯瞎火的，心里就没了底，如果走偏了路，就有可能被乱石绊倒。
雪花开始往下飘，先是星星点点的，后来大片大片的，带哨的东风既刺耳又刺骨。我伏在二姐背上，纤弱的二姐背着我，晃晃悠悠地沿着黑黢黢路往前走，二姐肚子肯定也饿了。我太小不懂事，任凭二姐的肩膀把我一次次地往上抬高，再一次次地往下滑。
父亲接过二姐背上的我，架到他的脖子上。路，感觉很远，雪顺着我的“火车头” 帽，灌进了脖子，脸生疼生疼的。往义马去的路究竟有多远，也许只有这个冬天的寒风和漫天雪花知道。
过了一会，前面有昏黄的灯光投来。父亲说，姚礼车站快到了，我们已经赶了一半的路。在姚礼这个五等铁路小站，我们靠在站房背风的西山墙歇息。父亲、二姐和四爷，议论着我母亲早已到了义马，不知能不能找到卫生院。
我扯着二姐的手，继续往前走。父亲说，前头过了石河、千秋和下磨矿，就到了义马。走了一段路，我浑身热乎乎的，但是腿肚已经疼得走不成了，一个趔趄，摔倒在雪窝里。四爷赶紧拍掉我身上的雪，把我背上。我感到四爷的肩膀很宽厚，农村的劳力走起路来还是很有劲的。但是，我却不知道农民出门挣点苦力的艰难。
当呼啦啦的东风夹着雪花，把我们迎进义马火车站时，我的眼睛瞪得很大，好奇地看着义马的街景。沿街的国营食堂，副食品门市，所有店铺已经打烊。即使没有关门，也舍不得进去买些吃食，况且当时流动粮票很紧张的。
四爷和我们打了招呼，去了南露天矿。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进了卫生院，上了那个青砖瓦顶的二层小楼，母亲笑着掀开棉门帘。我扑进了母亲怀里，大哭起来，一股暖暖的感觉。
母亲说，她到义马下火车了，沿街见人就问，才摸到了卫生院。父亲的同事史医生，晚上做的甜面片，母亲跟着吃了。和蔼可亲的史医生说，锅里还有面汤，放火炉上热热，你们凑合着喝点。我们把馍块泡进碗里，就着咸菜，在义马吃了第一顿饭。
饭后，我借着灯光，去卫生院里的厕所。厕所里面是个没有盖的大茅池，就蹲在最边，结果棉裤裆全部被尿湿了。母亲发现后问我，我说裤裆小，蹲不下，还生怕自己掉进去丢了命。母亲拿起剪子，把我的棉裤裆剪开得更大了些，这时，我发现母亲眼眶噙满了泪。
多年过去，很多事都已没了印象，但是，那年风雪夜却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