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把握好文化遗产的科学、艺术、历史价值，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准确定义、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遗产价值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成果，当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和人类视野变迁而发生演变，这就是天一阁的遗产价值问题在其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十六年之后，依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原因之一。世界遗产的阐释方法，是近年来被广泛认可的有效的价值表述和理解的工具。

我们关于天一阁的表述，往往跳不出黄氏、全氏《天一阁藏书记》和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的框架。后人如要超越，恐怕不得不在视野上做出切换。当年西湖申遗中，ICOMOS专家们认为白居易、苏小小、苏东坡的西湖故事并不足以证明西湖遗产的跨文化、跨民族意义，因此最后的文本里出现了日本以“西湖十景”命名的地名统计，出现了古代朝鲜士人将“梅妻鹤子”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等内容。并非每一种遗产都有可能申报成为世界遗产，但“世遗”的阐释体系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标尺，可以让我们在“他者”的视角上审视、表述天一阁，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或许也能为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宁波故事找到的新方法。

天一阁是综合性的遗产。它既有建筑环境也有古籍藏品，既有物理空间也有藏书制度和技艺，其近代化历程又与古典城市的转型息息相关……有没有一种理解框架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内容？我们知道，从《威尼斯宪章》到《巴拉宪章》，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到《西安宣言》，国际遗产保护体系已经涵盖了从物质遗产到非物质遗产，从人文遗产到人文、自然双重遗产，从单一遗存到区域遗存等一些列领域，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就可以将对天一阁的理解，从简单化、符号式的状态引入到更为理性化、体系化的轨道上，进而为天一阁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更为严谨的思想工具。

郑殷芳老师十几年之前就从事天一阁、秦氏支祠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对于天一阁以及月湖地区的环境与空间有着深刻地认识与理解，在最近开始的新一轮《天一阁保护与发展规划》中，郑老师的规划编制团队尝试以世界遗产的思考路径审视和理解天一阁的价值，反思保护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而提出更为有效的发展利用方案。此文作为新一轮规划的“导言”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一窥新一轮规划的要旨，并为大家开启理解天一阁的“新天地”。

（天一阁博物馆 张亮）

世界遗产语境下天一阁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郑殷芳

［摘要］天一阁藏书及其藏书理念、天一阁的建筑形式及园林景观在我国藏书史、建筑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其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受到全人类的珍惜和保护。本文试从世界遗产的语境对天一阁的核心价值进行解读与阐释。

［关键词］天一阁、普世价值、世界遗产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月湖西岸，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家藏书楼。清廷编撰《四库全书》时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四库七阁”的范本，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楼的典范。天一阁建成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1—1566年)之间，距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天一阁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座私家藏书楼之一。 1982年8月23日,天一阁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博物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文化部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一、天一阁的杰出贡献

古代典籍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着世事变迁，见证了历史沧桑。天一阁藏书最盛时多达七万卷，后虽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原始典籍仍有一万六千多卷。天一阁藏书以宋元刊本、钞本、稿本和明代实录为主。天一阁保存的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重要的文物价值，为研究明代历史、地理、人文以及风俗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天一阁藏书为国内各大图书馆所少见的有两类：一是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全国各地方志274种；二是明朝乡试、会试登科录411册。

范钦出仕近30年，宦游半个中国。范钦热衷于收集各地古籍及“海内孤本”，无法买到的就设法刻录传抄。范钦罢官归里后则置地雇工进行规模化的刻书。“刻书”、“雕版”可以说是古代的出版发行活动。范钦及其儿子范大冲前后刻书约34种，其中有20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合成为《范氏奇书》。范钦曾孙范光燮在其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曾主持过大规模的抄书活动，传抄了百余种天一阁书籍供士子们阅读。天一阁传抄刻印书籍，在保护和传播古典文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一阁至今仍保存有明代刻版数百块，是研究明代雕版印刷的重要实物资料。

清初，范氏族人打破阁禁援引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登阁阅书。此后，天一阁有选择地对知名学者开放。天一阁藏书经过黄宗羲等人的编目整理和传抄，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娥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黄宗羲登阁突显了天一阁的文化地标作用，并使之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文化圣地。天一阁不仅受到了学者们的追捧，也引起了清廷的关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诏修《四库全书》，下旨各省采访遗书，进呈备用。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了638种珍贵古籍，其中96种被《四库全书》收录，对《四库全书》的编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嘉奖范氏进呈之功，乾隆皇帝特赏给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一万卷。此后又赠天一阁《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各一套。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乾隆皇帝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烫成准样，开明丈尺”，绘图进呈，并命四库七阁“数典天一之阁”。从此，天一阁成为中国藏书楼的典范而名扬海内外。

天一阁因其独特的书楼建筑形制和完善的书籍保护模式受到乾隆皇帝的推崇而成为“四库七阁”的建造范本，是我国藏书史及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四库七阁在藏书楼命名、建筑设计，甚至在书厨摆放形式上都借鉴了天一阁的模式。文渊、文源、文澜、文津、文溯、文汇、文宗七阁除了文宗阁面临长江不缺水源外，其余六座都被冠以“以水喻文”的阁名。乾隆《文溯阁记》中云:“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即见于前记矣。”七阁在建筑形式上也普遍采用了六间两层、前凿水池的建筑园林格局。四库七阁现存有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座。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乾隆皇帝的嘉奖使天一阁的声名达到鼎盛，使范氏家族快速跃升为甬上望族。天一阁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文人士大夫的“藏书、读书、著书”热情，天一阁的藏书楼样式及藏书管理模式被各地藏书家纷纷效仿。曾在浙江任职达10多年的阮元多次登阁阅书，并将天一阁的藏书管理经验加以总结与推广。阮元在编撰《杭州灵隐寺书藏条例》及《焦山书藏条例》时均借鉴了天一阁的藏书管理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自称效仿天一阁而建的私家藏书楼有卢址抱经楼、薛福成文选楼、吴引孙测海楼、黄氏五桂楼、郑氏敬业堂、林氏近性楼、甘氏津逮楼等。江南现存私家藏书楼有抱经楼、水北阁、嘉业堂、西涧草堂、玉海楼、衍芬草堂、古越藏书楼等。

宁波人文渊薮，素有藏书的传统。在范氏天一阁之后藏书之风更盛，涌现出黄宗羲之继抄堂、万斯同之寒松斋、郑性之二老斋、全祖望之双韭草堂、黄澄量之五桂楼等一批享誉中国藏书史的名楼，宁波藏书文化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的活跃。

时至今日，天一阁仍是宁波市最著名的文化地标，是宁波的城市客厅，是宁波的文脉延续，是宁波游子的乡愁寄托。天一阁对于推进宁波市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都具有深远影响。天一阁博物馆作为省级文明单位及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举办各种以天一阁和藏书文化为重点的陈列和展示，开展“国学堂”、“悦读会”、“传家宝”等活动，在宣传展示天一阁藏书文化内涵的同时，为市民提供传统文化参与体验，在历史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

三、天一阁的突出价值

天一阁的藏书及其藏书理念、天一阁的建筑形式及园林景观在我国藏书史、建筑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其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受到全人类的珍惜和保护。

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来新夏断言“中华大地拥有这座历经440年的古代书府，不止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瑰宝，即使之于世界文化史史册，亦决无愧色。”

2018年3月11日，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参观天一阁时提写了“天一阁 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赠言，将天一阁的价值提升到世界遗产的高度。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关于世界遗产的评估标准来衡量天一阁的价值，天一阁同样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

①见证价值，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i)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虽历经450多年的风雨沧桑，却基本保持着初建时的形制和历史时期的景观风貌，是我国藏书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天一阁藏书从多个角度见证了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称"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是保存了有明一代直接史部”。

天一阁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已消逝的一种文化传统——私家藏书文化（文人士大夫对古籍图书的收藏、传抄、刊印与流布）的发展、兴盛、衰落和嬗变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饱读诗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读书人的志向和抱负。诗书传家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社会实践，天一阁正是这种传统文人思想和家族观念的物质载体和物化表现。范氏家族十三代为保护典籍薪火相传的艰辛历程, 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一部史诗，浓缩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对历代典籍的保护、研究、传播的不懈努力。

天一阁见证了社会参与保护地方文化设施的努力。天一阁二层明间悬挂的明代宁波太守王相原明隆庆五年（1571年）题匾“宝书楼”既是天一阁始建年代的有力佐证，又是地方官员关注天一阁的重要例证。清雍正八年（1730年）曹秉任纂修并刊行的《宁波府志》将天一阁纳入“古迹”篇。乾隆五十八年（1785年）钱维乔主持纂修《鄞县志》将“天一阁图”放在卷首，并在“鄞县城池图”中标注了天一阁，这说明天一阁已进入了地方官府的文化设施保护视野。阮元在担任浙江学政期间多次登临天一阁并组织编目，敦促范氏族人天一阁修缮。

1933年9月18日，台风造成天一阁毁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对天一阁进行修缮。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对天一阁的修缮和发展谋划则标志着天一阁进入了公私共护的历史时期。

1949年后，天一阁的保护和管理进入国家保护体系。

天一阁经历的私有——公私共护——化私为公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天一阁（藏书）的动态保护过程，见证了天一阁文化遗产服务社会的特性，体现了社会参与保护与传承天一阁藏书文化的精神力量。

②典范价值，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v)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范钦“经世致用、人弃我取、时著为主”的藏书理念使天一阁在明代藏书楼中独树一帜。为使藏书传之久远，范钦从藏书楼建造、园林水池、藏书保存和藏书管理等方面对天一阁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构建了“收藏、管理、预防”三位一体的藏书模式和与此相关的藏书文化。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的登阁和编目使天一阁声名远扬。清乾隆年间诏修《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638册，居诸家之冠，受到乾隆皇帝嘉奖，并命四库七阁依照天一阁样式进行建造，天一阁成为藏书楼的国家典范。

范钦及其后人创造性地将藏书楼建筑设计与易经理论相结合，营造出典雅的藏书楼与幽静的园林景观；将藏书思想与家族规范相结合，制订了严密的藏书保管与使用制度。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特点和水池假山的园林格局是范钦“以水克火”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藏书楼建设思想在规划布局上的集中反映，山水亭台与藏书楼完美结合，共同构建了环境优美的古典园林景观。

天一阁成为中国藏书楼建筑和藏书管理模式的杰出典范，展现了其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藏书文化理念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力。天一阁连同其藏书、雕版、碑刻题字、园林等文物遗存，构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景观，代表着中国古老的藏书文化传统和突出的藏书楼建筑营造技术及艺术成就。

③符合世界遗产标准(vi) ——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天一阁与1673年黄宗羲破例登阁、清乾隆皇帝嘉赏及诏令按天一阁样式建造四库七阁等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相关，对浙东学术思想的发展，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走向及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均具有直接的联系。

自黄宗羲登阁后，天一阁的文化地标作用日益明显，特别是在被清乾隆皇帝钦定为“四库七阁”的样板后达到鼎盛，使之成为文人士大夫及政要们向往的文化圣地和共同呵护的精神家园。登阁、读书、编目、维护天一阁逐步演变为一种文化传统。天一阁是我国历史上获学者编目最多的一座藏书楼。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乾隆皇帝曾先后五次在谕旨中提到天一阁，赞扬天一阁藏书和献书的功绩。

天一阁的藏书理念、建筑园林范式、藏书保管模式，甚至书阁的命名方式都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加以效仿与利用；天一阁的木版雕刻印刷技术、图书装帧工艺、古籍修补技艺等都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与传承。

④天一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天一阁自范钦1566年创建至今，前后历时450多年，期间虽屡有修葺，但其建筑和园林基址未曾改易过，建筑形制和园林景观因循旧貌。天一阁具有真实的位置、环境和材质，反映了范钦的藏书理念、藏书楼的原始功能、建筑的营造技术及园林景观的理景艺术，且原阁与原藏并存，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保存完好。天一阁仍在发挥着其典藏、研究、教育等社会功能，具备无可替代的特征和成就。

    综上说述，从世界遗产的语境来分析天一阁的遗产价值，我们不难发现天一阁可移动遗产中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雕版等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关于世界记忆遗产的要求；而作为天一阁藏书保护载体的不可移动遗产天一阁建筑与园林景观基本符合标准世界遗产评估标准的iii、iv、vi等项的要求，基本符合世界遗产申报的条件。

从世界范围看，比天一阁历史悠久的私人藏书楼有建于意大利的马拉特斯塔图书馆（Bilblioteca Malatestiana,）和美第奇.落伦佐图书馆（Bilblioteca Mcdicea Laurenziana,）。马拉特斯塔图书馆由意大利贵族马拉特斯塔(？—1465年)于1452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切泽纳（CESENA）设立，现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美第奇.落伦佐图书馆建于1437年，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者柯西莫·美第奇（1389—1464年）及其孙子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年）建立， 1808年美第奇家族图书馆与洛伦佐图书馆合并。它位于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二层的回廊上，1982年作为佛罗伦萨城市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其它列入世界遗产的图书馆有韩国庆尚南道海印寺图书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图书馆、捷克斯特拉霍夫图书馆（布拉格老城）、西班牙埃尔埃斯寇里亚尔修道院皇家图书馆等。其中，海印寺属于汉文化圈的世界遗产，且为传统木结构建筑，与天一阁有诸多相似之处。海印寺中存放着十三世纪问世的世界级文化遗产高丽大藏经版81258块，号称“八万大藏经”，约5200万字；海印寺藏经版殿是为保藏八万大藏经经板而于1488年建成，采用科学方法对藏经殿内部的空气流通和温湿度进行控制和调节。高丽大藏经在2007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海印寺于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

在国内，清乾隆时期效仿天一阁建造的四库七阁现存有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座均已成为世界遗产。其中，文渊阁作为北京故宫的组成部分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30，文津阁作为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组成部分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文溯阁作为沈阳故宫的组成部分于2004年归并入明清故宫成为世界遗产，文澜阁作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于201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也就是说现存的以天一阁为母版的四座皇家藏书楼无一例外地均已跻身世界遗产的保护行列。

四、保护与发展建言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在内的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意味着文物工作已被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战略部署，文物保护迎来了新时代。

在文物保护的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好、利用好天一阁这一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当下天一阁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

针对天一阁的价值特色和保存情况，首先应加强对天一阁的价值研究工作，深化对天一阁普世价值和原真性的认知，从世界遗产的语境对天一阁的价值进行分析和凝炼，做好对天一阁核心价值的解读与阐释，为天一阁申报世界遗产、天一阁藏书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提供技术支撑。根据韩国海印寺的案例，个人认为作为天一阁的保护管理部门可先行启动天一阁明代登科录、明代地方志、明代雕版等可移动遗产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物质载体天一阁申报为世界遗产，或与江南现存的以天一阁为样板的私家藏书楼捆绑联合申遗。

其次，应在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天一阁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对天一阁的藏书、藏书楼及园林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提高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完善保护的软硬件条件。

第三，应加强对天一阁的利用工作，通过古籍资料的整理出版、展示场所的提升改造、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等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共建共享与惠及民生，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四，应加强天一阁在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引领作用，突显天一阁的文化地标地位，提升其所处月湖地区的文化品味和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