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河的对岸似乎没有人家，而是一片柳条林。再往远看，就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因为也没有人家，也没有房子，也看不见路，也听不见一点声响。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
01
1911年，端午节——屈原投江自沉的忌日，萧红出生了，而这似乎也为她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坎坷、崎岖而又多舛。命运恰是这样，总在不经意间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记，但我们无可奈何。
8年后，萧红的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8岁的她失去了母亲。在同龄的玩伴看来，她变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她成了一棵草。是年，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梁亚兰以继母的身份继续走进她的世界。可失去母亲的创伤还未从她幼小的心灵抚平，她只和祖父两人相依为命。
02
1920年，9岁的她进入了离家只有50米的龙王庙小学开始读书，龙王庙是呼兰县最古老的寺庙。后来又在城北的祖师庙里上了高小，之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就读。去哈尔滨女子中学就读并非意料中的平顺，而是出奇的坎坷。在父亲等传统观念下的人看来，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风气太过自由、开放，不适合初出茅庐的女孩子。为此，她不惜以去教堂出家相挟，才赢得了前去哈尔滨就读的机会，她弥足珍惜。
新文化的新风吹拂到北国，冰层融化，生命渐次觉醒，她受到熏陶。也是在这里，萧红展现出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兴趣。她像是在黑暗中疯狂寻找光亮的匆忙旅人，如饥似渴的汲取着知识，一丝一毫都不曾放过。她深知，只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从而寻求出路。这一年，她在校刊上署名悄吟发表了第一首抒情诗。
03
1929年，注定是萧红永远的痛。在渴求父爱和严重缺乏母爱的生活下，与她相依为命的祖父走了。这个教会萧红读诗写字，这个让萧红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的老人走了。萧红留下了不舍和无奈。
六年后，她才提起笔写下自己记忆中的祖父，可见祖父的逝世给她莫大的悲痛，这个坎，她这辈子是迈不过去了。或许记忆中的萧红更想一杯酒喝到忘川，在三生湖畔见祖父最后一面，她流下苦涩的泪水。可世事十有八九，常不遂人愿。
8岁那年，她体会到了没有母亲的苦痛，10年后，18岁的她再一次失去了最亲的祖父。之后，她对家庭已没有了感情和留恋。
04
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家里给萧红订了亲，男方叫汪恩甲，是一名小学教员。
中学快毕业时，表哥陆振舜从哈尔滨法政大学转学去北平的中国大学读书，她也萌动了去北平读高中的念头。
1930年秋天，萧红一个人去了北平。她假装答应汪家提出的完婚要求，拿着嫁妆钱走了。在家人的震怒和世人的不解中，她“逃婚”了。现在看来，这种逃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她对封建理念提出的抗争，她无非是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她不想过早地沦为人妇，成为婚姻的陪葬品。因此，在家乡人异样的眼光中，她去了北平，和表哥汇合。
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里，个人是不存在的。北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如果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而她无枝可依，结果只能回家。
回家后，父亲让人把她带到家族在阿城县的福昌号屯，这里没有报纸、新书，与外界隔离。
只有家里寥寥无几的长工和点点星光的夜空陪着她。在那平静如常的屯子里，她听长工讲了许多故事，耳濡目染，经历了很多。也见惯了贫苦百姓最低下的生活，这为她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最后，她找准机会，躲在装白菜的车里逃了出去。这段日子，也成了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05
逃出生天，她万般无奈，只能向曾经订婚的男人求助，指望在他的支持下继续去北平读书。一个月后，她和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书没有读成，她怀孕了。
命运仿佛就是这般模样，让行走在刀尖火海上的人一一陷入深渊——临产期近，汪恩甲不辞而别。
汪恩甲的一去不回，让萧红雪上加霜。她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主编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差遣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一来二去，她们在一起了。
06
1932年8月，萧红住进了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她眼睁睁看着亲生骨肉被送走。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二人仅靠着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同年11月，两人搬离了欧罗巴旅馆，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饥一顿，饱一顿。
在此期间，萧红写了小说《王阿嫂的死》、《老妇》、《弃儿》，并且都在报上发表。就这样，她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1933年10月，在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下，她和萧军自费出版《跋涉》，其中含有已在报上发表的十余篇短篇小说。别人或许难以理解，这两个每天仍为生计发愁的人，却还要自费出书。可对萧红来说，虽然艰苦，但她觉得很快乐。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7
1934年6月，几经辗转，她和萧军去了青岛。
经友人介绍，萧军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编辑，萧红则主编《新女性周刊》。期间，萧红写了小说《生死场》，朋友建议她们给鲁迅先生写信，并说只要寄到内山书店，便可收到。萧军写了信，不料先生竟回信了。也是这一次，她们和鲁迅先生有了联系，并得到了先生的指导与鼓励。
先生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她们很兴奋，将《生死场》和《跋涉》的原稿挂号寄给先生。恰逢这时，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报刊停了，她们也没了工作。
这一年11月，她和萧军去了上海。上海的冬天，对于从严酷的北方来的这两个人一点都没有暖和一些，她们等待着，渴望着见到鲁迅先生。
先生来信了，这封信让临街的弄堂瞬间有了丝丝热量，对她和萧军来说，先生的信，不是一次读完的，也不是读一次就完的。
1934年11月30日午后，先生邀请她们到内山书店见面，先生向她们介绍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出于对这对身无分文的年轻人的帮助，先生很快把她们介绍给上海出版界。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她们，还十分关心她们的生活。萧红和萧军也常常去先生家谈天，请教写作上的问题。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在《生死场》的校样上，先生用红笔逐一改正错字，并作了序，胡风为其写后记。《生死场》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生死场》之所以值得看，正由于它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08
“前些年我和萧军共苦过，而今算是同甘了。但他有了新的恋人，我们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相爱了。”
1936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尽管萧红在努力维持这份感情，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萧军去了青岛。她们相约一年之后再聚上海，离去时她和萧军约好，不给鲁迅先生写信。因为此时先生病重，但他们的信，先生一定是要回的，她们为了减少先生回信的劳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1936年10月21日，直到鲁迅先生下葬那天，我才渺渺茫茫知道他的死讯，我精神上最信赖的人死了，当看到报纸上先生的照片，我不能不哭了，我连着发了一个月的烧。”
先生逝世初，很多人约她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她说，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是在情感上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一个很亲近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937年1月，萧红没按约定，提前回国，到上海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棵小小的花草，但 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
09
1937年7月7日，家国遭难。8月13日，日军大举进兵上海，9月底，她和萧军去了武汉。萧军邀请好友端木蕻良前来武汉，端木熟悉西方的文学、电影和音乐，时常同萧红一起谈论。
1938年1月，萧红一行6人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聘到临汾任教，2月日军攻陷太原，临汾告急。萧军向往投笔从戎，而萧红本性反感战争，她和端木返回了武汉。同年5月，她和端木蕻良结婚。
后来，日军逼近武汉，她们辗转逃到了重庆。也是在这里，她写下了长文《回忆鲁迅先生》。
在所有纪念文字里，她写的最鲜活灵动。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把先生当做伟人来写，而她不是。一来，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距离观察过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她与萧军曾每天晚饭后去先生家，像家人一般自由出入。旁人的文章，或着意凸现先生的横眉冷对，或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她却是从零星细节和片段场景入手，看似信马由缰，一如她惯用的散碎笔法，却写出了鲁迅先生温厚、细腻、包容的那一面，也写出了鲁迅和许广平家常过日子的烟火气。她将鲁迅给人的冷峻、坚硬、偏激形象，添上了灶火一样的暖黄色。再者，她投注了深厚感情。被鲁迅一家接纳、关爱，令萧红找到难得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她也从鲁迅身上找到理想父亲、理想男性的形象。
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采写的《文坛师友录》提到与晚年萧军的文谈:“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10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在这里，她接连写下了第三、四部传世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
……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时，萧红病逝。古人讲究三十而立，病逝这年，萧红31岁。不可置否的是在有生之年她依靠自己的本领独自承担着本该自己承担的一切，或许命运有些许不公，有些许妒忌，让她早早离世。可她终究是有着不同凡响人生经历的奇女子，一个不惜向旧世俗提出反抗挣扎的女子。
11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萧红恰是这样，红颜薄命、命途多舛。她有着特立独行的一生，眼神中永远有那一份不屈的抗争。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大气，是很奇怪的，而且是很天才的一种创造。
我常说，萧红的离世，对世人来说是一种惋惜。她不像沈从文建立湘西世界，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是一种美化的方式，他建立一个道德的乌托邦，或者说湘西世界是一种很纯美的景观。而萧红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乡村荒野似的景观，与众不同。
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站在沙漠的心脏，前方没有村庄，身后没有月亮，终归是独行的。
尽管民国出了很多大家，但是像萧红的，或者说是萧红的，永远只有那一个。
12
忽而又一年，一些人说了再见，更多人已被遗忘。时间在加速着苍老，并甩离着周遭的纷杂，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时间之于感情的意义，有时就像列车外的风景，有时你转过身，一眼就能望到窗的山光水色；有时行了几千里路，睁开眼一看，却是所有风景在倒退。
所有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都会伴着春风，消失在艳阳里。可遗留在风中的故事，会天长地久般存活在世人心中，散发着余热。
13
人的一生里会遇到的痛苦太多了。
而支撑着我们走下去的，大概就是，平凡生活里的一点点琐碎而渺小的快乐。
世事大都多变，只有活着的人深知生活的不易。
我们深知:岁月不曾静好，现世不曾安稳。生命中的挫折终于摧毁了佳人，一生漂泊，一生孤苦，没有人陪她有过完整的人生，恰似一纸孤单，诉不尽悲欢。
时光正在慢慢走远，人生有太多无奈，我们可以平凡地活着，别抱怨也别放弃生活。不管和谁在一起，你都得过完这一生。
14
“从异乡到异乡，家乡在我的回忆中反而愈加清晰。在呼兰河这小城里，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她在香港那么南，呼兰河在这么北的地方，家和自己逃难的地方隔得那么遥远。
最终，1941年的香港也硝烟弥漫了，萧红被玛丽医院诊断患上肺结核，端木仍忙于《时代文字》的编务工作。他请作家骆宾基帮忙照顾妻子。
“我一直以为我还会走出这个房间，回到家乡，回到呼兰河旁。但，我终究没能走出来。
端木剪下一缕我的头发，这缕头发，被人带回了呼兰，人们修建了一个青丝冢。
呼兰河，我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