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记念刘和珍君》
孙绍振
收入鲁迅的杂文集的散文，犀利的讽刺占大多数，抒情之作，在比例上是比较低的。当然，收入《朝花夕拾》的文章，有相当多的温暖的抒情，表现鲁迅对童年时代周围小人物的宽容甚至热爱，这样的温情，除了在怀旧文章往往出现，在杂文中，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温情是很少的，然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在鲁迅散文中无疑是抒情的双璧，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解读文章，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钱理群先生指出其原因，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 （见钱先生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相关，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在此类解读文章中，抒情就是抒情，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其实，真正要把鲁迅这篇文章的好处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就在于，这里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抒情，顾名思义，也就是把感情抒发出来。如果是在诗歌里，当时的诗坛，是崇尚“强烈的感情自然流泻的（这是英国浪漫派华滋华斯的主张，原文是：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故五四诗人常把感情强化，极化）。但是，在鲁迅的文章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的收敛。
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记念刘和珍，思绪滔滔。但是，不同于《朝花夕拾》，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是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成为带着诙谐的亲切回忆。本文是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战斗性就不能不渗透在抒情性之中。但是，作为杂文，鲁迅一方面追求的是深邃、犀利，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又不能尽情直遂，一览无余，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他明显避免直接流泻自己的感情，不是把自己一腔悲愤倾泻出来，而是尽量抑制。鲁迅不屑于浪漫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当有人建议“写一点东西”纪念死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正合我意，而是感觉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死者并无在天之灵，并不能因而得多少安慰，写了也“于死者毫不相干”。对死者无补，对生者该有价值了罢，然而，鲁迅说，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于事无补，似乎很消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或者说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尽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文章开头这一段只是情思的序曲，极尽欲扬先抑之能事。
其一，感情本来是十分深厚的，但是，鲁迅却不惜用类似无情的字眼来形容：一是“无话可说”，二是“沉默”。“无话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黑暗，太凶残，难以相信，无从表达；又因为，心情的郁闷，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
其二，鲁迅反复强调痛苦不单纯，而是很复杂的。首先，对于反动军阀政府，难以置信的凶残。其次，对反动文人谣言的卑劣。再次是，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
其三，期待着“忘却的救主”。这是鲁迅式的反语。不正面写回忆清醒的痛苦，而写忘却的轻松。“忘却”而成为“救主”，说明不忘却如何之痛楚。这里的“忘却”，后来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又成为立意的关键，从反面显示了回忆之痛，不堪承受其沉重。内在的悲愤越是感到深沉，表层的知觉越是追求解脱。
其四，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丰富，以极其矛盾为特点，先是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忘却是最轻松的了，可是又很惭愧，然而惭愧又很沉重，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沉默。然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哀痛为文是庄重的，而作为献祭却是“菲薄”的。在忘却的救主到来之时，为文纪念也就成为想忘却又不能忘却的理由。这样的悲愤，就不但矛盾，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这样丰富曲折的感情，如果用直接流泻的办法来表现，只能单纯地强化，只能把情感简单化。
如果孤立地看鲁迅这篇文章，其情感特点，还不够清晰的话，不妨把与周作人同样纪念“三一八”的文章拿来比较一下。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在立场上，和鲁迅并没有太大的分岐。在情感的抒写上，也相当节制。同样哀悼自己学生的周作人，比之鲁迅更加回避激情，也是在散文中追求情感的节制和凝重。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要理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感到，哀悼是“无用”的，甚至说，这些烈士是“白死”。“切责段祺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当代读者可能感到周作人这里的“白死”太无情了。但是，一来，他和鲁迅一样，是反对学生游行的，都认为游行的风险甚至牺牲的代价太大。二来，所谓“白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和军阀政府的谈判的绝望。正面写死者入殓，也只是看见死者的面容“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 ”，“ 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当时的周作人，还没有堕落为汉奸。他的散文以苦涩为特点，甜蜜的抒情，与他的风格是绝对不相容的。一般的情感，他都要抑制的，何况是激情。两个散文大师，似乎在抑制激情方面有一种默契。
但是，周作人的节制情感，有矛盾，不及鲁迅的深沉，历来论者多以周作人的文风“苦涩”，属于五四散文的另类风格，与鲁迅并列，不分轩轾，但是，后世的读者，更多欣赏鲁迅，对周作人的文风相当隔膜，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他的情绪不及鲁迅丰富、矛盾和曲折。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可是，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优于周作人，除了在于情感曲折深沉方面，还须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直面淋漓的鲜血”。周作人的文风苦涩，并不是偶然地回避淋漓的鲜血，而鲁迅的正视，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鲁迅并不赞成游行的方式，连许广平去游行，他都并不是很支持的，但，血案发生后，他的感情，一再抑制。他并没有身临其境，却以描绘的现场感，把节制的情感释放出来。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表面上是简略的叙述，带着新闻报导的客观姿态，但是，鲁迅选择的细节是很雄辩性的，廖廖几个，就表现了反动军阀的野蛮凶残。“从背部入”说明，并不是向前冲击，而是后退；说明射击并不是为了保卫执政府衙门。“中了四弹”，而且是“手枪”，说明后面的三弹，是近距离对已经受伤者的虐杀。特别是，对施援者的射击，对尚未死亡的女性，“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终于导致死亡。这就把新闻报导的摘录，变成了中国历史家所强调的“实录”，变成了春秋笔法的“寓褒贬”，没有直接的判断，义愤尽在叙述之中。在此基础上，鲁迅开始了难得的直接抒情：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是细节，毕竟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所谓象征，第一，是形象的总体代表，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不但是此时，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概括力度。第二，象征不但是情感的，而且是思想的载体，是思想的升华。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鲁迅情思脉络的曲折进程：1.是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2.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3.期待“忘却”成为“救主”，提示不忘却如何之痛楚。4.在肯定“忘却”为救主之时，却为文纪念，表明想忘却又不能忘却。全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能忘却。这时正面进入文章的主题。5.不忘却就正视现实的淋漓的鲜血，这当然是哀痛的，但是更是“幸福”的。6.转入直接抒情，然而却用了叙事的手法，悲歌与颂歌交织。7.再转入抒情，又有反讽，把描述转化为象征。8.最后又回归到抒情，然而抒情变成了哲理的格言。也就是在情感脉络的最后的转折，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这可以说是鲁迅的直接抒情，这种正面的抒情，然而其中又有某种理性，那就是从中理解了民族衰亡之根源在于惨象总是被流言所掩盖，也就是麻木总是窒息了清醒。这里是感情的高涨，还不是感情的高潮：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就不完全是感情，而且有哲理了。这里的哲理，不是一般的哲理，一般的哲理，是单纯的，而这里的哲理，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沉默和爆发的矛盾和转化，另一方面是爆发和灭亡的矛盾和转化。从全文来说，这里的关键词发生重大的转化，如果可以说前面的文章的主关键词是“沉默”的话，而这里变成了“爆发”。以“爆发”为中心，向消极一方，是“沉默”“灭亡”，向积极一方，则是“灭亡”的反面。这是思想的转化，同时，又是文章脉络转折。这种转折的过程，正是全文的意脉流贯，是曲折中显深邃，在曲折中显示艺术手段的丰富。然而，到这里，转折还不是最高潮。文章的最后，还有进一步升华：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显然又是抒情了，这种抒情有一点浪漫，有一点夸张，甚至有一点鼓动性。这在鲁迅的文章中，可以说凤毛麟角。但是，这种鼓动性，并不像左翼文学中的标语口号那样粗暴，而鲁迅的悲歌与颂歌水乳交融，在转折之后，还有转折，在曲折之后，还有曲折。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明明说了这么多话，又回到文章开头，“说不出话”，还要“呜呼”，这是抒情，抒发了一腔悲愤，仍然意犹未尽，无可诉说，所说出来的，不过是为了纪念烈士。而文章开头说过：所写“于死者毫不相干”，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悲痛实在太沉重了，文章并不能减轻其万一。正是在这种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励，张驰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的成熟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由此可知，这样的抒情与鲁迅《朝花夕拾》中的抒情有多么大的不同，在《朝花夕拾》的抒情是带着亲切的幽默的，而这里，却是冷峻讽刺。原因可能是《朝花夕拾》的抒情，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比较容易超越，就是对于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能在回忆中，转化为亲切的怀念，而这里，敌对者，近在眼前，也就只能是横眉冷对了。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的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可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曲折深沉的美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