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畔大讲堂”刚结束，几位年轻的老师围着讲课的慧骐先生要他签名，她们网购了好几本《青色马文存》，一位年长些的女士拿着书在等，她说她在上中学的儿子喜欢写诗，儿子让她请四十多年前写《十七岁的天空》《潇潇洒洒二十岁》散文诗集的王慧骐签名，这一刻，我感到了文字的力量。
从报告厅出来，操着东北口音的女老师笑着对慧骐先生说：“您明早一定要去吃淮安的杠子面啊，我是哈尔滨人，很喜欢吃淮安杠子面。”
江苏有十三个地级市，“十三太保”是外省人调侃江苏人地市间的互相不服说的，江苏自己人倒是不会用这个词。
“散装”江苏是事实，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互相不服的面条。
在牛奶和面包统一一代人的早餐之前，稀饭和面条是苏北苏南人的共同食物，稀饭千篇一律，面条精彩纷呈。
每个人对童年味蕾的记忆是顽固的，这是江苏互相不服着的面条的根源。
常熟“蕈油面”与隔壁昆山“奥灶面”等等之间虽然彼此不服，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愿被纳入“苏式面”的旗下，亦如苏州几个县级市只说自己是中国张家港或中国太仓一样，只有后设的吴中和相城会在自己的区名前缀一下苏州，略显谦卑。
淮安杠子面比苏州苏式面在这方面要好一些。距市区远一点的盱眙和金湖可能心里更向往些南京，虽然中间还横着个安徽天长，但两地的面条也都是统一称为淮安杠子面的。
今天早晨陪慧骐先生一行到“冬林面馆”吃面，提前打了电话。
淮安的面是一碗一碗地分别端过来的，一碗面与下一碗面的时间间隔在2分钟左右。
老板娘将三四碗量的面条分别抖开，下到滚沸着水的大锅中，捞出过汤后置于白釉大碗的中央，这时候的面并不显得突出，煮面的人也是配角，江苏南北的小面馆一般都是由老板娘煮面。
淮安市区大大小小的面馆有几百家，盛面的碗花色不同但都一样地足够大，还有毫无例外地都是由老板娘或年纪大了的大姐端到你面前，“这碗面是你的，当心烫”。
客居苏州的早几年，我在面馆吃面会有不习惯，一是都是要自己到“取面处”拿个托盘等着，二是看着大姐用筷子或勺子将不锈钢盘子里盛着的各种“浇头”随意地夹放到碗里，心里总觉得没有一点仪式感。
面条在碗里等着，炒“浇头”的老板左手上下颠着炒锅，右手左右晃着勺，各种食材在炒锅中上下翻滚，灶头喷着的火苗与油烟机的轰鸣交织在一起，浓油与高温炙出的蒜葱姜香呼啸而来，淮安杠子面的主开始表演。
泰州鱼汤面是以鱼汤而名的，镇江锅盖面是以传说而名的，南京皮肚面是以食材而名的，苏州苏式面是以苏式生活而名的，淮安杠子面是以杠子而名的。
色彩斑斓的青红椒和蒜黄是铺垫，横亘着的好几条肥硕鳝背是主角，大骨头熬制的浓汤满满当当，碗口升腾着的热气与香味裹挟着你的眼睛和鼻子，这时，你会狠狠地咽一下口津。
慧骐先生问我，“这不就是一碗炒长鱼吗？为啥叫杠子面呢？面呢？”
是炒长鱼，面在底下，杠子面是用杠子压的面。
杠子是一根一米多长十几公分直径的圆木棍，杠子的一头固定好，另一头用力下压，揉过的面团会一点点地舒展开来，杠杆的力量让面的每一个粉末更团结，面条煮熟了更有劲。
我曾在引河路上的一家面馆见过杠面的场景。压面的是位年轻女子，那时已是深秋时节，她的脸红红的，沁着汗珠，眼睛很亮，总是在笑，身上着件不厚的绒线毛衣。
我之后常去她家的店吃面，直到2018年秋天离开这座城市。去年冬天回来再去寻时，店门关了，邻旁的馄饨店老板说她在家带孙子了。
面是一碗碗上，我的面在最后，在我要吃完面的时候，慧骐先生略带歉意地说，“长鱼太多了，面真好吃，但还是吃不下了”。
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这家面馆吃面的情景，也是冬天，总公司张总从上海来，路上堵车半夜才到，准备的欢迎正餐只能取消，我们陪他来公司旁边的这家日夜营业的面馆吃点面。
面端上来，他就没有抬头。不一会儿，他指着汤都不剩的光碗对我说“明早我们不在酒店吃早餐，还来吃这家的杠子面。”
我记得他比我大10岁，慧骐先生与他同龄。我与慧骐先生是第一次见面，在高铁站出站口隔着好远，我们就彼此认出了对方。那年在这面店，我与张总也是第一次见面，第二天上午在这儿送他上车的时候，他回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我那年40岁。
老板娘送我们出店门时叮嘱我，“回淮安想吃面条，还像今天一样打我的电话，长鱼，我要让菜场店里现杀现划送过来，平时这儿是我儿子在炒菜，你打电话，我就喊他爸来炒”。
老板站在门口抽烟，依旧的平头，脸面刮得干净，看上去人很精神，只是稍微前倾的头颈描述着过去了的时光，还有他一生始终的“职业”。
慧骐先生时间做得最长的职业是编辑，张总和我最后离开职场时的职业都是保险。
二十年光阴荏苒，炒菜的和煮面的以及陪的客和陪着的人都在老去，没变的还是这一碗淮安杠子面，还有一些动人的文字。
大治路7号 2024年12月19日记于淮安，12月21日修改于广州。本文2024年12月25日首发于《新华日报》“交汇点”。
声明：本文原创非首发，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