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大明塔的围院往北走，就是那座辽中京遗址了。
也确如那位女管理员大姐所说的那样，没有啥了。一眼望到的只有夯土的城墙，如连绵起伏的土丘，只与自然地貌的丘陵所不同的是，它们是笔直地刻画在平整而广袤的大地上。再有的，就是那座小一些塔了，远远的，孤零零地立在田地之中，与大塔的威仪不同，它更似具有着傍着市井人家旁，所真实存在的温暖。
这个时间里，雪已经停了，薄薄的一层，还不足以掩盖底下的泥土，远远的看去，整个田野也白一块黑一块的，让人想起那句“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打油诗。
我在这里，也找不到太关注的目标，因而就从田地中径直地走向那座塔。田地中满是上一季作物收割后留下的，扎脚的根茬，田中的土壤也没有完全上冻，由这薄雪滋润了一下，更是松软，等走到那座塔时，脚下已经带起了一鞋底厚厚的泥巴。
抚摸到那座塔时，恍惚间有什么样的声音，从心底泛起，默默的竟也汇成洪流，以致在这无人的旷野之中，抑制不住地高声唱起......“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蹋破贺兰山缺”。
这里是岳元帅衔悲茹恨、痛心疾首，击节高歌着想要长车踏破的那个地方；
这里是岳元帅费尽三十年功名，竭力八千里路征程后，依旧不能到达的那个地方。
始终坚信岳飞应是那个“收复旧山河”的旷世之才，始终坚信南宋拥有着“收复旧山河”的强大实力，似乎历史只欠一个稍稍的等待，英雄们就能完成气吞万里如虎的梦想，但是......历史终未如愿......岳飞、杨令公、萧太后、金兀术、宋太宗、赵构、秦桧，潘仁美、贾似道、文天祥、忽必烈......忙忙碌碌的历史中人，终难有个更高的视角，来看破历史的玄机。
从赤峰北上巴林左、右旗是一望无尽的科尔沁草原，而由赤峰南下宁城一路却又都是在耕作的农田，这不觉让人疑问赤峰农牧业的归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赤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归属上却也存在过摇摆。
而以此为基地，扬鞭跃马走向南方的那群骁勇彪悍的契丹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同样骁勇彪悍的女真人到底又是个什么样性格的民族呢？不同于秦汉所面对的匈奴人，隋唐所面对的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后在东北平原上发展起来的建州满人，他们的民族性格也是摇摆的，我们称之为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
我们一般认为,400mm等降水线是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重要分界线，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的重要分界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重要分界线。这条线在我国北方也基本与蒙古高原南缘和东缘相一致。蒙古高原的南缘阴山到燕山一线，也是我国古代长城防线的重要分布区域。
农耕的中原政权基本是以长城为北方边界，然而自然的农耕区域并没有到长城就截止了。400mm等降水线和蒙古高原东缘自北京开始，便沿着燕山和大兴安岭一路向北发展，在那条线的东侧，还有非常广袤和肥沃的东北平原。那里虽然年平均气温要低于低纬度的中原地区，但光照、降水、夏季气温等等资源禀赋依旧是非常优越的，那里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这片被中原农耕政权忽略了的农耕区域，在匈奴、鲜卑、突厥狂飙铁骑大行其道的时代里，他们也往往会被边缘了。东北平原不是在历史上一直枯寂着，相反那里曾诞生过如扶余、高句丽、前燕、后燕、渤海国等非常丰富而灿烂的边疆历史，只是这些历史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会被经常忽略而已。
直到了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我们再也不能将东北政权忽略为边疆史了，因为那里的辽金史已经成为了我们正史的一部分。这些民族政权虽然在对中原汉政权的战争中，表现得虎狼般凶狠暴戾，然而他们的骨子里却也是充满了对汉文化的向往的，当年这座仿东京汴梁建造的辽中京就是个实例。
契丹、女真统治了现代中国北方大片的游牧和农耕区域，从辽太宗开始，辽金大都实行着大体相仿的北南面官双轨制，北面官依旧国制管理游牧区域，南面官依汉制管理农耕区域，当然这也仅是辽金汉化政策的一部分。
过去我们一直高高在上地教条地认为，这是落后的社会和民族，在模仿和学习着先进的社会形态，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的一点是，这种学习可能也是入乡随俗的，被更经济高效的社会形态逼迫出的一种结果。半游牧半农耕，不应是我们曾经狭隘以为的那种过度型的社会状态，而应是生活在不同纬度的民族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后所产生的业已趋向合理的生存方式。
自此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先进而强大的中原汉政权，虽然依旧掌握着文化的制高点，但却再也没有取得过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那种决定性的胜利。而恰恰相反的是，唐以后，汉政权却始终处于辽金递进式的挤压，及至蒙元的全面接管，元以后虽也出现了代表汉政区的明王朝的反弹，但终却又被高纬度来的满清所打压。
这些王朝的兴亡看似偶然，但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的这样的较量，却是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史的。而从结果上看，来自北方的民族似乎成长得更为快速，也越来越具有更为高效的适应性。
辽中京遗址上的那些所谓的城墙，就像是一列高高的黄土梁子，断断续续的，上面灌木密集，杂草丛生，但往往还有能行一人的小路贯穿。墙是黄土夯出来的，其中还夹杂着一层层瓦片，没有西安、北京、南京砖砌城墙的气派，但也足见它曾有的辉宏浩荡。
当年的这座陪都是由汉人工匠建造的，仿的是东京汴梁，呈回字型分布着皇城、内城和外城。而曾经的外城南北、东西各有七八华里的长度，于当时来讲也可称之为壮观了。如今的遗址上还能依稀分辨出那些城墙分布的格局，尽管断断续续，但也是一层套着一层的，只是城墙之间再不见宫殿、府衙、馆驿和市井民居的繁华，有的只是整齐规划过的，一畦畦的田地，一直无垠地延伸到了灰蒙蒙的天边。
汉化也是个双刃剑。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批评我们的教科书，过分宣扬了北魏拓跋宏迁都洛阳以及强制实行的汉化政策，他说那些政策中有许多，激化了北魏政权中业已存在的矛盾，对北魏最终的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止戈为武尽管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然而在群狼环伺的古代社会丛林中，丢失了枕戈待旦、厉兵秣马的民族血性，他们的前途也是岌岌可危的。遗憾的是，经历过百年和平之后，契丹辽国、女真金国都没有逃脱这个可怕的悖论，尽管大金国也开始如汉政权一样地修筑了长城。
公元1214年，早已没有了完颜阿骨达骁悍血性的金宣宗，在蒙古势力屡次打压下，被迫做出迁都南京（即河南开封）的决定。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随即派木华黎南下，攻陷了这座金北京大定府，延续了将近二百余年的这座都城也就此又返回到历史的角落里。
明初，在此设置大宁都司，治所便是曾经的辽中京、金北京，后称为大宁卫，明太祖朱元璋亦把它做为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封藩。
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前，曾以武力胁迫宁王参与。宁王朱权虽帮助哥哥夺得皇位，但也再没返回到这里。永乐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做了皇帝的朱棣最终弃守了原本负责如今赤峰一带防务的大宁都司，而这座曾经辉煌过的大宁城，也从此成为了一座废城，丢失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像个任性的小孩，执拗地扬起手中的一把沙土，然后再一任时间流淌着，慢慢等待着它重新归于寂定，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真的没有改变吗？当曾经的仇恨已经不再新鲜时，你还会宿命地计较历史以何种方式，完成了杨家将和岳家军的夙愿吗？
而面对历史留下的荒凉，我只是在想：
可惜了，这座大宁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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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笔记，在此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让我们来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内蒙随笔》全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