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年间，于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及第，苏轼的出仕时间基本是在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
宋神宗时期，苏轼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后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使。
宋哲宗继位后，苏轼升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后又外放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虽然说相比于成为宰辅，苏轼的仕途是比较不如意的，但是相对于一般的官吏来讲，苏轼的仕途算比较顺畅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北宋与之后的明清时期不一样，地方官做到知府一般就到头了，北宋虽然在州、府之上还有“路”一级单位，相当于后来的省，但是各路的转运使并非是由知府、知州晋升上去的，一般都是朝廷直接指派。
而知府在宋朝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进阶跳板，知州、知府一级的官员是很有机会升任中枢，就任宰辅的，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升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亦是从庆州知州任上升任陕西路安抚使，再进为枢密副使，然后成为参知政事。
所以说，苏轼的仕途只不过是相对于他的名气没有那么高的成就罢了，要真的说多么不顺利其实并没有，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苏轼可以升任中枢，担任宰相，但其实名气大的，德行好的文人，又有几个能够承担起宰辅的重任呢？
苏轼仕途波折的起因，一桩莫须有的“乌台诗案”
苏轼为父亲苏洵守孝三年后，回到汴京，继续为官，此时已是熙宁二年，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弊端，令王安石非常生气，王安石虽然是北宋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但是心眼是很小的，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好，因此就开始给苏轼穿小鞋。
苏轼被迫自请离京，所幸王安石的愤怒并没有影响苏轼今后的仕途，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三年后升任密州知州，后改任徐州知州。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湖州后，例行公事的苏轼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是官员就任后给皇帝的感谢信。
但是苏轼的这封《湖州谢表》却给苏轼惹了一身祸，其实早在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情况时，看到苏轼的诗作，就曾上奏宋神宗认为苏轼诽谤朝廷，只是当时朝廷没有重视。
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被负责检查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指责苏轼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宋神宗大为恼火，派人赶往湖州，将苏轼押解回京。
朝廷在审查苏轼的时候，苏轼之前的诗作都被翻出，苏轼对抨击新法的罪责供认不讳，其诗作中牵连的人员达数十人，司马光也牵连其中，一批新法人士强烈要求处死苏轼，但在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下，宋神宗免苏轼死罪，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虽然反对新法，但是他在神宗朝的仕途还算顺畅，在地方上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在新法执政期间，稳步提升，升任四品知府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案断送了他在神宗一朝的前程。
不容于新党，又不见谅于旧党，成为苏轼仕途受限的重要原因
熙宁四年，苏轼的上书批评新法，以及在各地为官的诗文抨击新法，与新党的矛盾最终酿成“乌台诗案”，为苏轼贴上了旧党的标签，走上了新党的对立面。
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称制，重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被重新启用，以朝奉郎身份知登州，不久之后，累官升至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苏轼看到旧党上台后，尽废新法，大肆打压王安石变法期间提拔人员，苏轼看不惯这种行为，认为与新法期间所谓的“王党”是一丘之貉，于是上书进行劝谏，抨击旧党执政出现的弊端，因而又遭到旧党的诬告和陷害。
苏轼在京城无法容身，于是申请外放，被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再次来到杭州为官，两年后被召回朝，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调历任颍州、扬州、定州知州。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执政，苏轼的仕途算是真正走到头了，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又再次被贬至惠州，后又被贬至海南岛儋州。
宋神宗、宋哲宗两代，是宋朝新法、旧法政策变更非常频繁的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新旧党的领袖，虽然能力都不错，但是心胸却不宽阔，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只讲立场、不讲对错的情况。
像苏轼这种立场不太明确，既反对新法的冒进，也认可新法的部分效果，对旧党全面废除新法也大加抨击，因而就遭到新旧两党的共同迫害，最终苏轼的仕途也就非常的平淡了。
苏轼治民有方、治国乏术的政治主张，是其仕途受限的根本原因
都说苏轼仕途不顺，其实不然，从苏轼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在知州、知府任上的政绩都非常不错，解民之困，使百姓安居乐业，深受百姓的爱戴。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是有几次回朝任职的经历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走上高位呢，一方面是不容于新旧两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轼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施政纲领。
宋朝发展到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内外部矛盾重重，用王安石的话说叫“积贫积弱”，与辽、夏战争屡屡失败，失地未复，岁币不断增加，军队战斗力不强，又因为黄河改道问题，大量良田被淹，百姓流离失所。
苏轼虽然在地方任上能够解决百姓的困苦，但是对于国家面临的困苦来说，他却没有太多办法，苏轼的几次上疏，都是在抨击新、旧党的弊端，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皇帝任用一个大员，首先看的不是这个人多么高尚，最关键的是不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苏轼没有建言献策，却都在抨击，说白了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个喷子罢了。
以范仲淹为例，升任权知开封府后，整顿府事，革除弊政，使开封府大治，后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与其相互上书抨击，范仲淹因此事被贬谪出京。
范仲淹离京后历任延州、耀州、庆州知州，针对西北的防务与西夏的战事，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建议，对北宋在西北的防御系统构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被征召回朝，升任枢密副使，不久升任参知政事。
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的过程，虽然没有范仲淹那么波折，嘉祐三年，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进京述职期间，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
宋仁宗虽然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但是自此朝廷一直都有重用王安石的意思，王安石坚辞不受。宋神宗即位后，久慕王安石之名，启用其为江宁知府，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位列宰辅。
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升迁经历来看，宋朝中期的官员，不怕你当不上宰相，只要你有才华，又解决国家面临问题的能力，你就很有机会走上宰辅，苏轼已经做到了知州、知府一级的官员，未能更进一步，恐怕并非是没有机会，其实是没有解决时弊的主张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