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前的蒙昧与信仰
在远古的传说中，神和人是混居在一起的。据《国语》记载，原本世界并非如此，为了恢复三界秩序。在颛顼时代进行了一场“绝地天通”的整改，要恢复“民神异业”、“无相侵渎”的世界格局。由于改革的不够彻底，尧在位时命羲和，进行了第二次的”绝地天通“，从而结束了“人神杂居”的局面，将以往司天司地的职责分开，天帝管神界，帝王管人间，各司其职。并设立了巫祝，负责人神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交通的形式以礼仪作为规范和指导。
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把自己的祖先封为上帝，并确定了帝应该服从上帝，人应该服从于天。周人革了纣王的命，把天和神作了一个区分，自己则是天在人间的总代理。天和神的区分，促进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进步，神对人的考评，不再是以祭祀供奉为指标，而是看行为否顺天？是否有德?
自绝地天通之后，传统宗教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祭祀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天子才能去名山大川祭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境内的山川而且不能直接祭天帝。周幽王为博红颜一笑，不顾王室体面，把边防通讯系统烽火台点着玩，以至于戎狄入侵时没人搭理他。之后的祭天权，周天子也就守不住了，齐国称霸之后，跑去祭泰山，秦国作为诸侯，却要祭白帝；绕开天子直接找天帝去邀功，这就是后来说的“礼乐崩坏”。
二、礼崩乐坏对早期礼教的冲击
老子在天、帝、神之上，放置了一个叫做“道”的最高信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继“以德配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并提出了“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的新主义来。
墨子不同意“鬼神不灵”的说法，专门写了《名鬼》来表达，鬼神不仅存在，而且全知全能，可以对人进行赏罚，这一套赏罚的标准就是墨家的教义“兼爱，非攻“。在明确《天志》之后，对传统周朝的天命观也做了一些改进，天一定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为你是天子就偏心你。
在宗教这个问题上，孔子并没有什么突出业绩，而是继续沿袭周朝的天命观，他的主张都是围绕着恢复周朝的礼制而努力的。可以说孔子对儒教的建立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三、早期礼教和孔子祭祀的融合
阴阳家发现了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影响，比如磁铁可以吸铁。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感应”，这种新的说法受到了黄老道家和西汉儒家的一致推崇。淮南子说：”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这种观念被董仲舒所吸收，提出著名的“天人三册”。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祭祀不在受地点的约束，直要心诚，在哪里祭拜天都会感应到的，所以皇帝祭天也不上山了，在京城郊外就可以进行。
在天人感应和以德配天地基础上，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定为具体的操作，汉武帝一听，当即一拍大腿，好！这主意绝妙，还有什么比官方制定道德更能巩固人心的吗？然后董仲舒在相关宗教礼仪上大展拳脚。衣服穿什么色儿？大小场合怎么拜？规格多少人？把相关的标准都规范出来。
由于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一个昊天上帝被祭祀成了五个帝，各自拜各自的，最高神连点权威都没有，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把“太一”推崇为最高神，五帝是太一的辅助。宗庙制度，郊祀制度，太一神的确立，以及宗教礼仪的定制标志着礼教的正式形成，这时候跟孔子还没啥关系。
西汉之初在刘邦眼里，孔子的地位跟信陵君差不多。汉成帝在位时，因为重金求子无果，神也拜了不少，实在没辙了，跟下属吐槽。这时候有个叫梅福的儒生，帮忙分析道：您没有儿子是因为上古的贤王的子嗣没有得到祭祀，所以……。古人的大脑回路真奇特，汉成帝居然信了。然后梅福接着说：孔子就是殷人的后代，虽然不是正统，但封孔子的子孙为殷后，也是合乎礼制的。根据梅福的建议，汉成帝封孔子嫡孙孔吉为“殷绍嘉侯”，一个月后，孔吉又进爵为公。这是孔子进入国家公祀的第一步。
西汉末年汉平帝时，把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孔子也被封为“公”，地位和周公相当。
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谥号：文圣。隋唐，封孔子为“先师”。
宋朝，封为“玄圣文宣王”，
西夏，封为：“文宣帝”，
元朝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封为“至圣先师”，
清朝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从西汉末年到中华帝国，孔子一直都是封建礼教的形象代言人。
四、康有为对封建礼教的改革
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康有为推行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儒教的主张。康有为认为：“儒教缺乏宣教的功能，致使其他邪教（主要指基督）乘虚而入。基督教的教堂遍地皆是，儒教却固守礼制，每县仅有一座孔庙。这种情况，太不能适应儒教教义宣传的需要。“
康有为的儒教改革主要包括：
一、人才计划：选拔、培养的发明孔子之道的儒者，不再仅是培养国家官吏的后备，而是培养如同西方那样的神父、牧师。
二、除神计划，儒教的传统制度，有百神祭祀。自然界的神灵，是上帝的下属；人间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贤人，也得“祀以为神”。康有为认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以后只祭天与祖。
三、出国传教，康有为建议国家出钱，在外国设置儒教学堂，效法基督教在中国一般，把儒教传出去。
四、扩充信众，以往的孔圣只允许先生和学生祭拜，却禁止其他人群，尤其是妇女祭拜，康有为认为这样不利于儒教的发展，提出“人人可以祭孔，人人可以祭天”的新主张。
五、规范礼仪；康有为反对向孔子行鞠躬礼，要遵从古礼，实行跪拜。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13年8月，康有为和他的孔教会，要求民国设孔教为国教。国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虽然没有明确定孔教为国教，但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算是有条件地接受了孔教会的主张。1913年6月，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祀孔典礼。1914年1月29日，代替国会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议案。袁世凯也折中了康有为的改革措施，要求“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一边大搞祭祀，一边声明“祭孔不是宗教”，在礼仪方面，改跪拜为鞠躬。袁世凯挂了之后，康有为又去找宣统皇帝，辗转良久，最终带着极大的失望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