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他人不知己，
惟患自己不知人。
君子务学惟进德，
欲知人兮先净心。
君子之学，专务为己，而不求人知也。君子务学，惟以希贤希圣而进修己德，决不以背诵辞章而求取功名利禄为外务。克己修德的君子，自然不患他人不知己，惟患自己不知人也。平心而论，试观今日之宇内，谁人不以读书求学而谋生涯乎！若颜回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者，还有其人乎？想必还是患人之不己知者，多矣。既然如此，不妨听笔者拈来一章儒录看！（举：）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里，患，忧虑，担心；《说文》：“患，忧也。”人，概指除自己以外之他人。不己知，即“不知己”的倒装句；意谓不了解自己；是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之，助词；无实意。可顺释此章大意为：夫子说：“不忧别人不知我，惟忧我不知人也。”
辑《论语》者，将此章置于《学而》篇末，赋有深意在里许；与本篇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遥相呼应，首尾相连，相得益彰。充分突显君子之学，专务为己，而不求人知也。杨氏《论语札记》：“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结，见君子之学无非为己。人伦名教之地，所恃以进德修业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于亲贤取善之际而已矣。”洵为不刊之言哉。夫子主张只要进德有功，何患人之不己知乎！用现代的网络语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据《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意谓君子只怪自己能力不够，从不埋怨他人不知自己能力。可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或许有人会问，若上不见知于君而爵位不显，下不见知于友则名誉不彰，此为务外。然有人确有经国治世雄才，因其不被人知故，而致终身埋没矣，岂不可惜哉？对此，夫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只患自己德才不备，不患人不知。俗话说“姜尚八十始遇文王，亦不算晚”；可谓“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
夫子谓“不患人之不己知”者，意谓君子于学非为人而专为己，人之知不知，原与己本无损，故不以此为患。学为君子，德才兼备，有道而人不知，道则不能行，实属天命，亦无可为患。所以君子既可乐天知命，亦能随遇而安；柳下惠“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宜乎许由、务光，啮缺披衣，而荷决绝之行焉。夫子亦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先进》）夫子一再不许门弟子急于出仕任事。何故以特为强调惟“患不知人也”乎？究其原因，大端有二：一为己自利，则亲师取友，必要知人；一为人利他，则应病与药、因材施教、任人唯贤，尤要知人。清人李颙《四书反身录》发明个中深意曰：
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实难。我若不能穷理知人，则鉴衡昏昧，贤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则不能亲贤而远佞，用人则不能进贤而屏奸。在一己关乎学术，在朝廷关乎治乱，虽欲不患，得乎？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难知。盖正直君子光明洞达，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见。邪曲小人则文诈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难觉，若张赵诸公之于秦桧是也。张赵初以张邦昌之僭位桧不傅会，及与同朝共事，又见其事事克办，交称其贤，以为才似文若，以致阶以进用，卒之祸天下而贼生灵，贻害无穷，诸公实不得辞其责。由此观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实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则讲究有素，患则慎之于初。
这番发明入木三分，道尽了惟“患不知人也”之所以然。夫子尝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轲亦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惟有知人，才可亲良师、近益友；惟有知人，才能因材施教、应病与药、任人唯贤。子贡以“夫子至于邦也，必闻其政”，而谓“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此说明夫子深得“不患人之己知”，求为可知之妙。不求人知己，惟求己知人。己若知人，人亦会知己矣；己人互知，择其善而亲之处之，则“无友不如己”。
笔者以为夫子不许门徒急于出仕任事，而一再强调惟“患不知人也”者，亦出自对门徒的善护念、善付嘱。颜回是孔门天才，然以其屡空，营养不良，而短命夭寿；颜回卒，夫子恸哭曰：“天丧予，天丧予！”若过早出仕任事，或以德不厚难以服众，或以才不备难以经国济世，甚至因操劳过度而伤神乃至丧命，那是最不值当的事。是故夫子出自善护念、善付嘱门徒，而尤为讲究惟“患不知人也”。其实，禅门对此更为注重，一般禅者大彻大悟后，必经由悟到证之修行历程；就如慧能离开黄梅后，为避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喫肉边菜’”。禅者称此为悟后保任。禅者彻悟后，必先经一番之潜修密证，韬光养晦，然后方可出世为师也。若出世为师过早，往往因根基不固，由用心过度而伤神夭命者比比皆是；近代台宗法将谛闲法师门下的显荫，留日期间曾为《大正藏》作序，颖悟异常，显密皆通，然以出世为人师过早，涵养不深，道德不厚；以心量狭小，不能忍受谛闲法师“先闭关数年，再出世弘法”之教诲，便著气卧床不起三月余而夭寿，年仅二十四。所以要立定脚跟做人，大著肚皮容物。
若是为人师者，更“患不知人也”者。夫子在杏坛讲学，广招门徒；根据门徒不同天赋根机，以“有教无类”为办学原则，而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学科，为的就是能“因材施教”。又根据门徒的不同情况，推荐有经国治世雄才的子路、子贡等出仕任事。正以夫子深知门徒情况，所以才能因材施教，使门徒各各从不同方面受到契机教益。近代太虚大师所提出的“契理协机”的“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欲使其协机必先知人也。禅法最终派衍为“五家七宗”者，也是为了发挥“观机逗教，对症下药”的教学原则。若是师家，务必要有“活机接人”的手眼，即知来人根机，方能杀活自在；否则弄巧成拙，反致机教不扣。云门宗以三句接人，可谓“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其中“目机铢两”，亦即夫子“患不知人也”。师家若谙知来人根机，当喝便喝，当打便打，当骂便骂，……信手拈来无不是。师家若不谙知来人底细，或许一棒打出瞋目来，一声喝出怒面来，一句骂出哭相来；如斯不但起不到棒喝的活机接人妙用，反令来人生发嗔怒心，甚不值当。其患全在于不知人也。
佛在世时，说法广度迷津；以谨防外道波旬混入佛门而坏正法故，对于随佛出家者必先拣择出家善根是否成熟；熟则许其出家，未熟坚决不允，无益于法门故。大法东来，自两晋隋唐至清雍正间，历朝设试僧制度，“做官容易为僧难”；设试僧制度者，拣庸拔优；是故自雍正帝废除僧考后，佛法一再衰颓不振，甚至髡民亦混迹禅门。民国时期，印光、宗仰等高僧一再呼吁，对出家为僧者务必要有所拣择，反对“滥传戒、滥法卷、滥剃度、滥挂海单”等不良现象，以抑制颓风。然至今日，由于僧源稀罕，不论来人贤不肖与否，全任彼剃发出家；一概不拣择，有前科者亦披缁，甚至连逃犯都度化为僧矣。“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真不假也。记得有一寺院曾挂一联曰：“天雨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度有恶之人。”禅门广大，然亦不许有恶之人混迹其中矣，以谨防坏乱佛法故。佛世时，为了维系庞大僧团组织之和合清净故，对于犯根本戒违重律者亦必摈出僧团外，不许共住；百丈怀海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厘清规为丛林纲纪，凡违大规者必令其出院，犯小规者或杖或罚；惟赏罚分明，才能确保三门清净、海众安和。虽说丛林里凡圣交参、龙蛇混杂，然也必拣凡择圣而亲之，远蛇近龙而处之，绝不许鱼目混珠也。佛陀以“观机逗教”为说法度生的原则；夫子以“因材施教”为教书育人的原则。欲使机教相扣，亦要知人；欲使有教无类，亦要知人。可见儒佛在惟“患不知人”处，其揆一也。噫！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