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以前，村子已存在不知多少的年岁，村子的历史早已抛弃一代一代居住并且充实它的人们。我的曾祖父、祖父，他们都是见证这座村子的一部分。但在此之前，我并未知道。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从来不是自打出生算起的，只有年纪才会愚蠢地紧跟出生的脚步，而认知则是在生长到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刻，忽然就如同宇宙大爆炸一般措不及防地觉醒了。
周太太现在早已经两鬓白发，或者竟也是眼角的皱纹斑驳罢。那时候的她还很年轻，比我的母亲小几岁，染一头浅黄的发，脸也标志；有一个女儿，生得灵巧，在我的记忆里仍旧四五岁的模样。她家同我家是邻居，只有隔着一面的墙，房子要阔气许多，却是她的公公婆婆一手建筑的。
记不得是夏日还是冬日里的某一天，隔壁的周家娶了一房媳妇，大红灯笼挂在门口的“紫气东来”两侧，照得村里红火了两三日。此前我大约并不晓得这家人姓周，此后也是大约六七岁才逐渐明白：一墙之隔的这家人唤作“邻居”，而他家娶的新媳妇按辈分说我也应当喊一声“婶婶”，可是我至今不知道她叫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过问。乡里乡亲的，那时候在我也只是如同一次偶遇的路人，萍水相逢罢了。但倘若这村子的历史依然如过去的数十年既缓慢又稳健地像磨盘似的，大约在另一个某日的我是会懂得——明明白白地将他们同辈分的关系对号入座，日常见面打个招呼，亲切地尊称一句某某叔叔、某某婶婶、某某好婆……
可惜我并未能等到那一个某日的到来，又或者说，是村子没能坚持到我长大的一刻。
十岁的那年，村里已经没有同龄的玩伴。我从小学升到初中，直到十三岁的那天都是一个人在送走这座村子。仿佛是一场安静地葬礼，没有人在意，村子孤零零地来，又孤零零地走，房屋、土地，经不住推土机和钞票的分量，终于承受不起年复一年的催促和诱惑。拆迁的那段日子，每家每户都在翻新旧的楼房和旧的院子，以期待离开村子的那天手里头惦着足够沉重的金钱。
没有人在意村子。村子悄悄死去了。
最先死去的，是躺在我家门前的河；其次才是我家后院的一口水井。
村里的夏天总是由穿条鱼打破河面的清净开始，如雨滴点缀似的，这是捕鱼人最喜爱的季节。偶尔，青葱的水草里会蹿出一条水蛇，孩子们见了便拿石子儿扔。蛇最是怯懦的，受了惊吓便扭起身子飘过湖面，忽地钻进人家房子边角的草丛，岸边的孩子们就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眨眼就不见了蛇的踪影。不过自打兴起拆迁以来，村上的人家就一天少过一天，捕鱼的船和不怕蛇的孩子纷纷离去，河里的鱼和蛇大概是觉得这处的日子越发无趣，也就随着他们一块儿离开了。日渐萎靡的河里，浮萍和水草一点一滴榨取它的生命，待水草疯了似的挤满河面，一阵阵从水底泛起的泥腥味儿开始侵犯两岸。第一次闻到这股子腥味儿，我便知道，河水在逐渐地腐烂，它已经随着村子一道老去。
就像从来没有人在意的村子，同样也没有人在意横贯着村子里的这条河。它从哪里流来，又流到哪处，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它的过去；它有几丈的宽、又有几丈的深。这条河默默地供使两岸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刷马桶，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无闻，终于有一天走到了尽头。
路边的树、河边的房子，还有桥边的人也都在老去。村里的人大都是农民，农民大多时候都愿意相信，风在自家田地上头吹了一圈，稻子长高了一茬，村子便老了一点。往后的日子，风在这里放宽了脚步，走得尤其放肆，似乎承载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使命，把村里的一切都拐走。
我与村子的命运仿佛从生命的起始便已经牵连在一起。命运将我安排在这一刻降生，既是村子多年来的等待，也是我必然送走它的使命。我之于这座村子，天生注定是它的送葬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村子送走一代代人，最后送走它的，也必然是一代代人的子孙。我们这一代人，都被分配了这份使命，自打出生起便与我们的灵魂牵扯了。
然而，大概命运也不曾预料的，我们这一代孩子，竟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掉了包：年长的已经临近婚嫁的岁数，年幼的却依偎在襁褓里吮吸奶头。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将一种既定的命运的继承分割得支离破碎。那时候，母亲时常用一种怜悯的口吻哀叹和自责：“囝囝啊，你就是出生得太早！”
是的，我出生得太着急。无论是索性地早个五六年，还是索性地晚了五六年，日子也不大必要过得同现在这一刻似的形单影只。可得可不得，却可遇不可求，只是这一切又不能责怪了谁，我的出生，既没有催促，也不见得有谁推脱，一家子都在热热闹闹企盼着呢。也许是村子。村子的使命走到了头，它需要一个孩子的降生来见证它的一步步老去，为的是做最后的送葬。
二十年里我做过许多梦，关于父亲和母亲，关于爷爷和奶奶，但是从未再有往上的一辈的影子。母亲曾偷偷地告诉我，爷爷十二岁的那年村里刮了一场大风，曾祖父便随着风走了。曾祖母一针一线地带着爷爷长大，等他成了家，又一直等到母亲和姑姑的出生，直到等来我的降临。她的一辈子便是为了等待一个延续家族的男孩儿的到来。等我来了，她便安心地放下手里头的针线，随着又一道的风去寻找曾祖父。
村里的风从东头吹到西头，又拐着弯儿从西头回来；河水涨涨落落的数年里，屋顶添了新瓦，岸边加叠了石阶；周家门前的大枣树一回回叫人打折、又一回回长出新枝……只是爷爷从来不向我提及曾祖父。似乎曾祖父的故事早已有人替我听完。直到许多年过去我才多少明白，一个家族的历史大抵延续到后一代时，之上的未曾谋面就都似烟消云散了，历史之所以称作历史，大概便是其所以然的不知缘由地传承了。
二十年前，我出生在镇上的一家医院，等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根横悬在房顶的土黄色的木头柱子。就是这根柱子，很多年以后我才被告知，爷爷当年为了“背”它回家，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费了满满一壶子的汗水。从哪里，他已不再提起，但一定是遥远的。这个家的主心骨，一直以来都靠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年轻时候的一点一滴打拼和积攒的。
房子与家，在无数年的历史中都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紧密，是缺一不可的。砖头和瓦片堆砌的房子负责遮风挡雨，又在日复一日里将一抹艳阳引进堂屋，找寻孩子的眼睛；三口子或者四口子的人组建的家为房子生出活气，夏季乘凉的竹扇赶走房子的霉味儿，冬日取暖的火炉暖化了房子的潮湿。房子和家的关系，无论少了哪一种，都是不能完满的，甚至不得善终的。
曾祖父早逝，留下的一双孤儿寡母和一滩时代遗留的污垢，爷爷的这辈子既是困顿坎坷的，也是自力更生的。他的这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便是独自担当建起了这座房子，然后才娶了奶奶，生下两个女儿，凝聚起来一个普普通通却安安乐乐的家庭的主心骨。
也正是这种亲手建筑，却亲眼见证的毁灭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老人永恒的失落和怅惘。当拆迁之风肆无忌惮地席卷着村子，当大门上铁狮子的门环陨落，当素墙黛瓦伶仃破碎，直到当那根仿佛亘古永存的大梁落下帷幕，爷爷才是最该伤怀的那个人呵。
然而，他不说，也没人问过，一切都顺理成章似的过渡着，同那场盛大的拆迁运动，一道从那处来到这处，直到五六年转瞬而逝了。
五年，还是六年，记不大清楚。这时长，无论之于村子的历史，或者城市的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短暂。只是当它置于人世的风尘，每一秒的眨眼都是一次生命的韵律，人的大脑会为之鼓舞，于是便有刻录的一份记忆与印象。
幼年时，我常喜欢站在河岸，两手扶在一株上了年纪的桂树，看着河水一年似一年，不知疲倦地从这头流到那头。老桂树依偎的岸边的一小块黄土地，与我家的大门隔着一条羊肠似的石子儿路，秋天里金桂飘香，香味便肆意地窜进院子里，把砖啊瓦啊都染得甜滋滋的，把头发啊衣服啊都度上一层金灿灿。
幼儿园在村子的西头。我等到上学的年龄，每天就要走上这条小路的，顺着河，沿着两侧不密不疏的树和房子，一直延伸到母亲望不见的尽头。那个时候，我并不晓得背后永远追随着一道母亲的细腻却经久的注视。彼时，她的近视还不至于比如今严重的，但这对明净的眸子又未必不是因于为我的日复一日的守望而深沉、寡淡。
背后的守望是一种遗传，是一代代农家土地里的长辈们本能的一抹关怀，因为不懂得表达，也不能分担，只有默默地站在背后，用无声地目光送走和迎来远行的游子。大抵人世间一切习惯的事物和姿态，我们总会太过以为平常，并且无形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们。我是一个迟钝的人，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注意身后时不时投射而来的注目，这些来自母亲和奶奶的注视已经被遗忘得太久，却一直被她们的细心呵护着，许多年以来依旧光亮和新鲜，好似奶奶摆在灶台祭祀灶王爷的那一对香烛和碗筷。
祭祀的历史深沉而漫长，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的上古，它的经久而不息的缘由，便是一代代子孙后代由衷而虔诚的守护。村子的祭祀经历过一阵一阵的风起云涌，流传到今日，都是奶奶的这一辈人操劳的。
大年三十的天落下帷幕之前，奶奶已经把屋子的大堂打扫干净。一对黄铜的烛台和鲜红色的蜡烛便摆在八仙桌上，烛台之间端端正正立着一座小香炉，里头残断的香和灰都在诉说一代代人的过去。桌上通常会放上几盘瓜果，具体的我已经记不清。八仙桌正对着大门。门是纯木的，两扇之间竖着一根方柱，约莫半尺宽。这两扇门迎着黑夜关阖，接着晨光开启，却都是奶奶的操劳。
从大堂往后穿过一扇后门，便到了灶台间。灶台是泥巴和黄砖块糊起的，烟熏的油渍和火燎的黑斑，每一处的肌肤都透露着家的尘世气息，这里头锁着十数年来的饭菜香气。土灶架着两口锅子，一侧用作煮饭，一侧用作炒菜。我记事的时候已经用上煤气灶，炒菜的那口大锅便用来烧水了。灶台朝门口的土壁上挖空着一块口子，摆了一对迷你似的香烛，这是对灶王爷的祭祀，是求得神灵保佑无火无灾的太平。
爷爷对奶奶的一份诚挚又恳切的评价是：“你奶奶这个人，是个老好人，是书里的唐三藏，她的什么都是好意，就是不懂表达，说不出好话。”
是的，奶奶没有上过学。她的这一生，能下厨、能下地，绣花、补衣都很在行，唯独缺了一份识字的本事。她不识字，却守着世间至理；她不明理，却能温柔待人。母亲上班工作以后，我便是奶奶带着的，日复一日的，她在刺绣，我在听她讲故事。她常常笑着说道：“鸡来得半斤，人来得十岁。”然而，我十岁之后的小学时代，都是她蹬着三轮车接我放学，车轮滚过的四五十分钟的路，从周一到周五，从阴晴圆缺刮风下雨，从未断歇。她只是嘴上说着人的自立，却从不想我真的受苦。她们那一代的长辈，是受够村子熏陶的一辈人，是真正由村子养大的一代人，永远在“吝啬”地把苦和累留给的自己。
梦的一层既定的意思便是虚。倒不是说假。假的是不真，虚的则是不实。既然不实在，自然不堪说真假的。所以，梦里对你撒娇卖萌陪着你玩游戏的女生不存在；深更半夜乡间水田里衬着月色钓的龙虾也不存在。难道便没有真实不虚么？有的，且就在身边，他们并不会仅仅留待梦野——奶奶的守望和爷爷的宠爱。奶奶的守望是在每逢我的离去的背影和她的注目之间；爷爷的宠爱则总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乐趣里藏着。这些是实在的，是真的，我记得的。百无聊赖的时候，大抵是心漏了，又不知拿什么填塞，往往回忆的便是这份虚幻却真切的记忆，它们是略施粉黛的昆曲遗音，温润如玉；它们是噱谈戏演的苏州评弹，缠绵婉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