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劳伦斯”再一次回到我的视野中。这一次是伴随着《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这本书一同回来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曾这样说过：“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这种感受是在历经大量的阅读之后才会具备，有娱悦感的阅读往往不是真正的阅读。

在阅读展开之后，那个自幼接受的教育知识体系中的自己常常是受伤最严重的那个人。但唯有此，人才能从自我限制中突破出来。每一本都会带来不同的声音和消息，尽管让人愉快的并不多，硬着头皮读下去才能逐步的接近作者，而不是接近作者在著述中表述的内容。一本书阅读完毕最直接的结果是：你发现最需要反对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和自己固有的观念。

让一个人反对自己何其难也！

这一点就像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中给予的提示，针对那本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有些人宁愿让它消失在火焰之中，也不愿意公诸于世。至少有些人能在那本书中会直接嗅到危险的存在。说的更具体一些，那些人会坚定的认为《诗学》第二卷是妖言惑众。

当一种知识体系遇到另外一种知识体系时，也常常是这样。谁也无法说服谁，谁也没法彻底的反驳谁。但对于任何一方来讲，第一个产生的念头不是“共存”，而是“除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可以接受让不同的观点坐下来，毕竟我们接受了人的多样性，也必须接受思想多元性的现实。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这样艰难开始的。

我之前曾沉迷劳伦斯的自传《智慧七柱》，到现在这种沉迷也没有发生太多改变，尤其是当近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逐一打开时，我愈发的理解劳伦斯的所作所为，也更加惊奇的会提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对于阅读过《智慧七柱》的人来讲，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沉迷进去。而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则是就这个问题继续深入进去。这个看似难解的问题事实上的确需要迎刃一刀，就像所罗门的智慧一样。斯科特·安德森不无遗憾的说：

答案很简单，简单到或许会让大家失望：劳伦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他所在的战场。

这句话似乎是在提示我们要注意地缘政治的理论和研究。可惜战场就是战场，在战场上容不得过多的解释和思考。对于“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名号来讲，更多的是旁观者赋予的，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直至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接受的现代历史观是：历史是可塑的，人们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

在《智慧七柱》中出现的那位始终带点忧郁并且孤独的劳伦斯，在斯科特·安德森的笔下再也不会形单影只了。我们终于知道在那茫茫大漠中奔走的人不止是劳伦斯，也还有其他人，比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两位勘探人员，一位德国驻中东的外交译员，一位犹太籍的农业科学家。在现代中东形成之前，还有这些人像劳伦斯一样，散布在阿拉伯世界的角落里，完成各自想完成的理想。他们这些人彼此交织在一起，偶尔也会擦肩而过，偶尔也会面对面恳谈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在每一次接触的后面，都在不断揣测对方的动机。也基于斯科特·安德森讲述的故事，我们才发现原来在阿拉伯的沙漠里，各种力量都在蠢蠢欲动。正是这些人的各种举动，造就了我们现在已知的阿拉伯世界。而劳伦斯只是最特别的那一位。

斯科特·安德森在看待“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问题上，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劳伦斯一人身上，也同时集中在劳伦斯的对手身上。斯科特·安德森这样写道：

与劳伦斯一样，他的对手们也往往是毛头小子，不曾接受过自己的任务所要求的训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行动，受到的上级监管很少。.....他们也利用了自己非常规的极大行动自由，将自己的很多个性特性------智慧、勇欺骗的天份------发挥得淋漓尽致，既缔造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上述这一段话在《智慧七柱》中有明确的例证。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则显示的更加全面，在作者选择的代表人物身上，最终产生的结果是：战争、谎言、帝国的愚行和现代中东的形成。与劳伦斯一起在中东沙漠中奔走的各种各样的人，完成了战争、谎言和帝国的愚行这些行为，而他们捡拾的结果就是现代中东的形成。哪怕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也再也无能为力了。这种矛盾对于劳伦斯来讲，直接的体现就是他拒绝了英王的授勋。

这种努力开创现实与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在斯科特·安德森的书中还需要其他人共同承担。只是劳伦斯表现的特别强烈一些而已。阅读《智慧七柱》像是领略劳伦斯的骄傲和胆识，阅读《阿拉伯的劳伦斯》更像是在一堆矛盾中接受矛盾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历史不过是一堆矛盾的集合体。就像两只互相取暖的刺猬一样，我们小心翼翼的保持了谨慎的距离。一个本身无意的举动，都会带来不小的躁动。

对于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本书来讲，他所关注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距离。极大的行动自由的背后是由距离权力中心的长度所决定的。在中东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伦斯以及他的对手们，多半都是凭借自己的临时决断来行事的，而这些看似个性化极强的行为，在历史中则成为历史形成的推手。我们现在要追问为什么，多少有点愚蠢。那还不如继续追问他们做了什么似乎更好一点。斯科特·安德森提出的现代历史观的问题，就在于解释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大概率事件组合而成，用专业的词语来描述就是：可塑性。

我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塑造的。这句话落实到《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本书中，就变成了由劳伦斯和他的对手们塑造的。他们向着各自认为正确的目标和道路前进着，并为此坚韧不拔。不过最终形成的历史与他们当初设想的完全大相径庭。但是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和审视参与其中的人时，又不得不说历史是他们塑造的。

在这里，我不提供标准且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