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在流氓海外之时，为晚清权臣李鸿章作传。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失败了，两者有必然的联系，但梁启超与李鸿章并无直接的交情，甚至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梁启超却能公正地评判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凭着谋略、勤奋与时运打败捻军，彻底消灭太平天国。清王朝从此消除内乱，继续苟延残喘。这是他人生的高峰，从此之后，历史的必然性，注定了他的失败。他兴办洋务，学了洋人的皮毛，没有使羸弱的中国强大起来。他搞外交，可谓是全世界不知有中国却知有李鸿章，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签下不平等条约。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他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楚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
李鸿章只能是时世造就的英雄，而成就不了改变时世的英雄。俾斯麦讲了句很实在的话，“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李鸿章只是一个忠实的汉人臣子，他没有霍光、曹操那般“挟天子以诸侯”的野心。所以，他成就不了属于自己的真正辉煌的事业。这是破不了时局之忠，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儒家之忠。
李鸿章当时权倾中国，闻名世界。但是，满族人统治的大清王朝是有私心的，它不可能让一个汉人官员独揽大权。这是清王朝的私心。然而，李鸿章也是有私心的，这一点与历史上的权臣并无异样。同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死后，家产仅有成都的八百棵桑树，而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君子爱财，取之有度。但是，多少君子啊！却在财富面前迷失自己，阻碍了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