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书体例，既不同于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也不同于通史、断代史。而是以更宏大的视角、更新颖的架构，将中国放置于人类文明、民族碰撞交融以及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发展的主线，从而描绘出中国从远古到清代的发展历史。姚大中先生具有高度系统化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民族观，以恢弘的笔触引经据典，用全球化视野审视中国发展历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发掘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
《姚著中国史》最大特点就是叙述空间的扩大，将中国放置于当时的世界发展全局之中进行分析、研究。毕竟中国并非脱离世界国家而独立存在的，与周边各国直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了世界背景，中国历史的研究必定有失公允、有失偏颇。姚大中先生指出：“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于是，姚大中先生以历史发展为主线，讲述了中国与东亚、中亚、南亚以及北亚细亚、欧亚大陆游牧国家、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共生的发展史。姚大中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视角，更能还原出中国历史的立体形象。
全面性和高度概括性是贯穿《姚著中国史》的重要特点。比如，在描述汉族的历史，姚大中先生将汉族的来源与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社会、经济大变革，以及国家并合、国土开拓、民族播迁诸因素紧密结合。在政治上，天子权威失坠，封建秩序约束力解纽，封建制国际和平均衡局面被打破，春秋政治中轴五霸与十二诸侯全以由进步农业为基盘的高文明支持，而形成春秋时代国家数字急剧减少的磁心。经济上实现农业大发展，而农业愈进步，土地需求愈炽热，国家兼并现象加大乃为不可避免。农耕国家自身间基于更有利的共同利益，而铸定其最高发展与最终结局必须合并的方向，结合彼此的土地与人口；另一方面，向原在“中国”域内和平共存，却非“中国”式生活诸集团的国家，展开无情战争。基于多种因素的推动，以迄春秋之末的两个世纪间，“中国”地理范畴完成农业经济齐一标准的净化，战国时代，放眼七雄便已系清一色相同文化、经济的地与人。正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多方面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当今的中国。姚大中先生指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姚著中国史》也正是秉承这种理念，将多种因素线条化、系统化，使读者能够以俯瞰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从而得出自身的价值判断。
中国除主流的汉族外，依然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合作成就了中国历史的多样性。国家更多地指拥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管辖民众的政权，而民族则是指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等特征的人类群体。国家的属性是变化的，但民族属性是延续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必定有一些属性的交集，但却具有各自的历史语境。在《古代北西中国》卷中，姚大中先生剖析讲述了匈奴、突厥、东胡、西羌、南蛮、北夷等少数民族挑战汉族地位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的成立》卷中，则以“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场”为序，拉开民族融合的大幕。亚细亚的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社会文明化、大西南地区民族运动、吐蕃的兴衰，以及西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征服朝代的成立，不断加快多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少数民族快速中原化。如果单纯从通史、编年史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发现这种变化的进程。只有以高屋建瓴的视角，方能领略到历史之瑰丽，发展之壮阔。
《姚著中国史》共分五部，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对于本书的编写，姚大中先生谦虚地说：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历史的目的更重要是在于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为人类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方案。无疑，姚大中的《姚著中国史》为我们同时提供了放大镜和显微镜，既看到微观的变革，更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滔滔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