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天干第九，阳水。寅，地支第三，阳木。壬寅，水木相生之年，虎相。
老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豹属，又称山君、大虫、大猫等。吊睛白额、头生王字的虎，作为象征刚猛和力量的文化符号，从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就频频出现在我国的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和各类器物装饰。从最早的楚地图腾崇拜向虎文化、虎元素的逐渐转变，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包容并蓄、宽宏博大的发展历程。
《诗经·鲁颂》中的《泮水》中写道“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描述的正是如虎般雄壮的将帅士兵，将斩获敌耳献于鲁侯的恢弘场景，后世的虎贲、虎帅、虎臣等词皆出于此。《三国演义》中蜀国TOP级的关张马黄赵五虎上将，装点了无数青少年的英雄梦和武将情怀，其影响远超出《骑马与砍杀》系列。春秋战国时期，虎符作为调兵遣将的印信，造就了史上最著名小舅子奔袭数百里带小弟救姐夫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佳话。而在我国传统神话故事中，虎阳刚威猛的形象，天然具备了镇鬼辟邪的功能。《山海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神荼、郁垒作为神话中最早的门神，旧时春节“桃符”就是二位门神的简版，而虎作为郁垒的战斗伙伴，随着食物种类从物质层面扩大到精神层面，重点业务也拓展到了辟邪驱鬼这种高级领域。成语中的“为虎作伥”，更是侧面印证了虎对于鬼物的掌控力和威慑力。同时，白虎是主兵戈征伐的西方神兽，常作为祥瑞出现。韩文正公感慨君子守德而怀才不遇，在《幽兰操》写到“文王梦熊、渭水泱泱”，这里面的飞熊便是背生双翼的白虎，昭示着文王于渭水之畔遇到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君臣相得后便有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也创造了至圣先师孔子心中“郁郁乎文哉”的礼乐盛世，也给了烽火给江南红衣起名“渭熊”的充足灵感。
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虎与人常常处于对立位置，两者之间的斗争贯穿了人类活动扩张开发的全过程，核心矛盾在于自然界生物的空间被人类持续压缩，农耕文明的快速发展严重影响和破坏了老虎的生存环境。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地和空间，虎的攻击性展露无余。国宝级的商代青铜器“猛虎食人卣”，便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猛虎大口咬向孩童的可怕场面。
周秦时期便有记载称，“自秦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而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的《水浒传》中，便有十二个“虎”，插翅虎、跳涧虎、青眼虎、病大虫等等，客观来讲里面好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各个都是能健步走向CCTV12的主儿。比如，一生只擅长奸淫掳掠的王英有着“矮脚虎”的名号，泼皮无赖牛二号称“没毛大虫”，即便是沿街卖狗皮膏药的李忠，也混了个“打虎将”的响亮绰号。宋代为了应对“长安素好多虎”“归、陕间多虎”的局面，神宗熙宁六年出台了“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之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两千，并以免役剩钱充”的利好刺激政策，有力更“有利”支持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与恶虎的全面斗争。小说中的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解珍解宝杀虎等唢呐响起的爆燃场景，不仅是古人与虎的血泪斗争史真实写照，而且极大充实和丰满了梁山好汉的人物形象。
总的来说，人与虎相爱相杀的故事，源起原始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老虎沦为保护动物，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我们正在与这位古老的兄弟握爪道别，目送那一身高贵华丽的皮毛，隐遁于属于它的那一方山林。而这自始至终，人类崇拜的、赞扬的、推崇的并非虎本身，而是虎所蕴藏的力量与威猛。当这种力量被我们人类运乎掌中时，虎便是祥瑞神兽，当这种力量寻求自由、无法掌控，且对人类造成威胁时，那么虎便自然成为了死敌。
细细想来，我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大多与人类存在相当程度的依附共生关系，在作为动物的同时，还承担着食物、宠物、保镖、劳力等社会性角色，甚至这些社会角色已经逐渐掩盖了它们作为动物的原本属性。而龙、虎二属相，则显得有些离群索居、远避人世的味道。与掌控四海之水的神话生物龙相比，虎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野生动物，更代表了我们人性中对于野性、自由的追求和憧憬，以及抗争、不屈的精神属性。当漫野扑腾的走禽变成餐桌上的肉鸡，奔腾荒野的骏马变为坐骑，野牛为了二两草料整日埋头在田地里劳作，不羁的驯狼变为看门守户的家犬，灵动的猴子成为马戏团的台柱，啮齿的鼠靠着下水道残羹剩饭大肆繁衍.........虎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离群索居、餐风露宿也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依然作为呼啸山林、从风而生的山中之王，在孤独里寻觅着难得的自由，忠实守护着那片生养它的山林。这种付出惨重代价也要坚定保持自我的高贵品质，令人动容，也值得深思。
壬寅正月，春日既近，阳气渐足、地气已暖。江南春好，腊梅开已月余，暗香浮动、氤氲围绕、莺啼婉转，惜时疫延宕，不利于行，终不得一面。近两日少亲友走动，诸事清吉、家宅安宁，一念动而数语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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