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如果当时在机场送别的时候跟她说了什么。
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对她说，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
如果这些事情居然发生了，现在我和她会在一起吗？
月说她下个月就要回北京了，问我能不能在学校附近找个房子。我问她要租多久，她在电话那边沉吟了一下，说，半年吧。
月曾经是老徐的女朋友，那都是往事了。不过当初关于月的记忆，也都跟老徐有关系。他们两个几乎总是同时出现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羽毛球场、乒乓球场、操场、食堂，他们总是以以情侣的姿态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以情侣的方式打羽毛球。
情侣是怎么打羽毛球的呢？首先力气大、技术好的那一方不能太拼尽全力，要有一种陪玩的自觉，送出去的球要恰好在对方臂力以及跑动速度能到的地方，角度还不能太刁钻。力气小、技术差的那方则要看起来很努力，似乎是要回应对方的支持。这种事情说起来复杂，但如果当事人比较聪明，其实是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而月和老徐每次打羽毛球，看起来都像是情侣羽毛球的完美演绎。
我却从没跟月打过任何一次羽毛球。
事后想起来觉得匪夷所思，在我公寓的门厅里从来都挂着两副还算昂贵的球拍，球线也会三不五时去找运动器材城的师傅给重新绷一下。虽然一直没有用，但手臂仍然记得状况良好的球拍击球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就像西瓜脆裂时那一声响。月是这样跟我描述的。
当时她拖着行李出现在我的门厅，第一个动作就是摘下我那两副拍子，抽出其中的一支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告诉我，她已经很久没有打羽毛球了。
“美国人简直了……”她大声抱怨着，可到尾音的时候就变成了咕哝。“他们的运动就是在健身房里，康康康，跑步，咔咔咔，摆弄器械。就不能打打羽毛球？”
“其实也是打的估计，但我遇不到！”她突然对我笑了，“我想是我人品不好。”
老徐那次分手其实弄得很难看。
知道这件事还是从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当时我还跟老徐合租着师大东路的一个小房子，我住朝西的卧室，他住朝东的阳台，我们共用客厅、厨房、洗手间和一间小小的书房。我当时搬过去还没有多久，还在享受着室友照顾的福利：早晨起来就有烤好的面包、切好的黄油和温在壶里的黑咖啡：晚上下班回来就可以喝到他煮的汤，有时候是排骨汤，有时候是牛尾汤；周末的时候会接到一起出门散步的邀请。而害羞的我，往往连谢谢也不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
后来SARS爆发了。
老徐当时供职于一家国营大公司，公司的福利好，赶在84断货之前给所有员工发了两瓶，用于居室消毒，并给大家放了没有截止日期的假，工资也只是按照最低标准发放。那个时候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为了减少传播病毒的可能，领导咬了咬牙，决定每个部门的员工每周只上一天班，而且上班的时间要错开。
在不赶稿子的时间里，我有点茫然地看向卧室的窗外。那是一片平房的屋顶。有家人养了一大笼鸽子，每天上午都要喂一次，也可能是两次，但我没有看到。一个常常光着上身的男子，端着一盆鸽食颤颤巍巍爬上梯子，小心翼翼地站在平房房顶，将鸽食一把把撒在房顶上，就见天上盘旋的鸽子迅速收拢下来，密密地站在一处啄食着。
我们戴好口罩，仔细规划行走路线和出门时间，以尽可能减少跟人类面对面呼吸的可能性。可每次走进超市，我们都会发现种种努力都白费了。那家拥挤的半地下超市里，什么时候都挤满了从附近几个小区跑过来采购的居民。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用上班了，所以超市的营业额猛增，如果不赶在大群饥饿的居民之前采购，经常会看到空掉的货架，有时候没有米，有时候没有青菜，有时候，是没有卫生纸。
我们很快就不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了，也可以坦然面对跟一群人挤在一起买东西，摸别人摸过的葡萄，穿过别人打喷嚏产生的气雾，只为了抢那最后一条鲳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