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沈从文离开湘西时，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比如说他包里带的《李义山诗集》李义山诗集；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西洋小说，还有他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新文化。
我们在讲沈从文的传奇的时候，特别喜欢说到沈从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好像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时候，我们太爱好传奇了，可能要把它实际有的那个知识结构把它缩小到很小，才使那个传奇更加传奇，可是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在里面当这个21岁的军中书记，从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感受人类智慧的光芒时，是30岁的小说家的自传写到学历史的地方，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是历史博物馆的馆员，一个文物工作者，一个最终取辉煌成就的物质文化史学家和学者，我们或许应该想到生命的奇妙，想到沈从文的自传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伏笔。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重新发现了是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显豁和明朗起来，基本上可以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沈从文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沈从文的一生，我们不必把这本自传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如果我们只局限在文学里面来看这本自传的话，可能把它的意义看小了，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